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宇宙的演化呈现出不确定性。如果我告诉你，我正在考虑是去麦当劳还是去肯德基吃饭，那么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也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我的选择的不确定性是否源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到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使进岔路口，从你的角度来看，汽车的选择左转还是右转也存在不确定性，那么汽车的选择的不确定性是由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吗？从你的角度来看，飞行器的选择存在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不一定来自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即使我们的宇宙不包含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从你的角度来看，飞行器的选择仍然会存在不确定性。
同样，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去麦当劳还是去肯德基也包含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不一定来自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即使我们的宇宙不包含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仍然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车辆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否意味着车辆的选择确实具有不确定性？从你的角度来看？车辆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车辆的选择确实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我的选择关于去哪里吃饭，从你的角度来看具有不确定性，这是否意味着我的选择确实具有不确定性。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的选择确实具有不确定性。
假设人脑中存在类似薛定谔的猫的装置，将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假设人脑神经网络中的量子不确定性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了。假设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有一个类似薛定谔的猫的装置可以将量子不确定性的影响放大到宏观层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假设自动驾驶汽车中的量子不确定性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当然，从设计角度来看，在自动驾驶汽车中涉及类似薛定谔的猫的装置来影响其决策。例如使用量子随机数来决定在岔路口是左转还是右转是不明智的。
同样从设计角度来看，在人脑中设计一个类似薛定谔的猫的装置来影响决策，例如使用量子随机数来决定在哪里吃饭也是不明智的。给定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确定的。换句话说，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这里假设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或一辆汽车有一个可以放大到量子不确定性的装置，使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足够大，以至于不应该被认为是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的。那么，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外部环境以及放大的量子不确定性决定的。
换句话说，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外部环境和整个系统，包括身体内部和外部的量子不确定性、扰动或干扰共同决定的。给定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确定的，换句话说，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共同决定。在此假设量子不确定性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或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有一个放大量子不确定性的装置，使他们的行为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足够大，以至于不应该被认为是在宏观尺度上被平均化。那么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外部环境以及整个系统中放大的量子不确定性决定的。
相容论者也同意人或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决定的，他们一致认为这一事实允许将行为合理的归因于人或车辆。然而在我看来，由于人或车辆必须执行他们将要执行的行为，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这是不道德的诽谤。按照相容论的逻辑，我们必须相信自动驾驶汽车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显然是荒谬可笑的。我的论点进一步延伸到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问题。我认为根据相论逻辑，如果汽车的行为是由其内部状态和外部环境决定，那么将责任归咎于汽车本身是荒谬的。
这一观点凸显了将行为责任归咎于系统本身，而不是自动驾驶汽车等复杂系统的设计者或程序员的困扰。如果我们将责任归咎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或程序员，而不是汽车本身。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而应该归咎于该人的设计者即达尔文所描述的生物进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