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预计的年均8%的增速显然不再可能实现，因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现在面临的挑战不再是怎样维持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处理累积的债务和过剩的产能。
这里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
以往中国在高速发展期间通过扩大税基，运用长期债务来解决短期债务，借助税收来降低债务比率，这一做法相对容易。但目前的形势已大不相同，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特别是在疫情之后，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简单地通过财政赤字扩张来刺激生产显然行不通。解决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收入，二是将过剩产能输出到全球市场。
提高收入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
所有专家都认为需要提高民众收入，但具体怎么做呢？
是否可以通过发放现金或券来增加？黄奇帆曾提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12万亿即可达到平衡。这个数字相比美国在疫情期间发放的35万亿人民币来说并不算大。按照人口比例，如果中国要达到相同水平，需要发放超过140万亿人民币，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前的任务是减债。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只能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实现长债转短债，确保地方财政的正常运作。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直接发钱来增加居民收入似乎不太可能。
一个理想的方式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实际上这意味着增加民营企业的就业岗位。
所谓中等收入，是指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群体。民营企业贡献了85%的就业机会，其平均工资中位数超过5000元。虽然很多人批评这种做法是对工人的剥削，但我们不能用政治口号来代替经济的现实。中国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主要得益于民企对就业的贡献。此外，如果中国经济想要增加就业，还必须依靠民企。
黄奇帆提出要将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一倍至4亿人。但这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当前是产能过剩，企业需要缩减规模，裁员降薪。
那么，中国要如何快速摆脱产能过剩的困境呢？
通过外贸突破可能是关键。
在产能过剩的周期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外部需求来消化产能。
理解了这一逻辑后，对政策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入。中国已明确表态，中美关系必须是合作关系，不是其他选择。
至于外贸突破，关键不是与哪个国家的谈判，而是是否能接受国际性贸易组织的规则，尤其是CPTPP。特朗普退群后，日本开始主导TPP，并将其更名为CPTPP。2023年3月31日，英国贸易大臣宣布英国正式加入CPTPP，成为第12个成员国。按申请顺序，中国将是下一个。中国尚未通过申请，但并未放弃努力。
中国正在审查2300多项条款，如果能跨过门槛加入该协议，将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考虑一下其中的一个条款：独立工会。
CPTPP要求成员国确保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
这对于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那些体制不同的国家。在法律上，独立工会是不受体制性约束的。
工人可以组建代表团与资方谈判，包括工资在内的各项待遇。中国的工会虽然存在，但并非独立，其作用也有所不同。而美国的汽车工业的独立工会正在要求提高工资，因为行业利润丰厚，资方最终做出了让步。
另一个难点是取消非市场化行为，
CPTPP要求其成员必须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不能拥有超出市场的特殊权利和政策优惠。这将导致所有国有企业的独家垄断地位被打破，短期内通信、石油、航天、金融等领域将允许私营经济的介入，国有企业将无法在没有补贴和税收、银行贷款优惠的情况下保持竞争优势。
CPTPP还对信息和数据的开放提出了要求。
整个信息领域将被完全开放，国际互联网巨头将可能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这一点也许更加根本，因为我们目前对全球信息的了解并不全面。
如果中国接受这些条款，其经济结构及社会形态都将经历世纪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可以肯定的是，CPTPP不会为了中国改变已经确定的条款，只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中国做出让步。
CPTPP是全球标准最高的自贸协定，如果中国能跨过这些门槛，中欧、中美的贸易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外贸突破非常重要；从现实的社会情况来看，跨越CPTPP的五大门槛似乎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