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讨论。
一个企业若只依赖自有资金，发展起来将非常艰难，而借贷可能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例如潘石屹在创业初期资金匮乏，在北京参与土地竞拍时，便采用了从银行借贷的方式；房地产业基本上就是在操纵资金流，从银行贷入资金，从政府手中获取土地，通过预售转嫁债务给消费者，最终坐享其成。
这种做法背后有一个关键前提。
房屋必须能够迅速预售出去，否则，开发商很快就会面临支付利息的困难，这正是恒大、碧桂园及远洋等公司面临的困境。
而现在的挑战在于地方财政的收支不平衡，如何平衡地方的财政状况呢？
地方为何会出现财政赤字？
历史显示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明显，经济越强劲，体制成本增长也越快，常常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2021年的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统计中，除了上海市外，其他地区普遍财政入不敷出；随后到了2022年疫情期间，上海也受到严重影响，其财政收入也陷入困境。
全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这是怎么回事？
是由于体制成本过高？还是社会成本太大？显然是前者，多年来公共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几乎没有明显提升，而体制成本却在不断扩张。互联网上经常有讨论，关于中国公务员的比例是否偏高，但这不是简单的人数问题，而是更深层的治理理念和结构性问题。
正常的财政开支应当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即与企业税收同步；如果财政需求控制在企业税收的承受范围内，财政自然能够平衡；但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除了税收，地方政府还有许多向企业收费的方式，比如办理各种证件，这些虽然是小额收入，但却解决不了财政开支不断增长的问题，于是地方政府仿效香港，依靠房地产税收作为主要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超过一半的收入依赖土地转让金，这一点非常独特。
房地产业确实曾让一二线城市财政富裕，城市建设也越来越美观，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衰退，2022年销量下降了26.7%，达到13亿平方米，对已经财政困难的地方来说压力非常大；2023年房地产销量持续下滑，土地拍卖的收入大幅减少，地方财政的债务问题就这样加剧了。
那么，失去了巨额的土地转让金，地方财政如何维持呢？
只能通过增加负债，包括显性债务和城投通过土地拿地的隐性债务。更严重的是，房地产行业无法快速回暖，今年依靠负债支撑地方财政，明年又将依靠什么？
难道可以依靠企业税收来支持吗？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行业的增长能与房地产的影响相比，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企业税收也不可能替代如此巨大的税收缺口。开支过大是根本问题。
以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仅仅依赖经济增长，很难追上债务的增加。
现在地方化债务，无非是把债务问题延后，将短期债务转为长期债务。例如遵义城投债务到期后，与金融机构达成展期协议，前十年只还利息，后十年还本金；但如果经济没有高速增长，或者没有房地产销量的支撑，地方债务无论如何化，都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必将导致长期通胀。
年初时许多人讨论通缩，但通缩主要影响的是民营经济和民生，因为大量资金以债务形式存在，无法有效流向民企和民生领域。
另一方面，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通胀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债务的累积是不可逆转的，印钞机的运转只会加快，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当然有，方法很简单，就是降低体制成本，减少冗员，严格控制地方开支。姚洋提出的全国财政一本账，纳入监督，看似简单有效。
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但问题仍未解决，那么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难道不能降低体制成本吗？
这已经超出了经济讨论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