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务院首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债务的专项报告，揭示了至2023年底我国各类政府债务的状况。让我们聚焦几个核心数据点。
到去年底，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了70.77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为30.03万亿元，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未偿还金额为40.74万亿元，两者合计恰好等于70.77万亿元的总债务规模。
在30.03万亿元的国债中，包含了一部分外债，即在海外发行、主要由外国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国债，这部分债务仅为3346亿元，占国债余额的1.11%，占国债与地方债总和的0.47%。
或许有人会疑惑，地方债中是否包含外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地方政府无权对外举债，仅有中央政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可对外借款。
无论从外债余额的绝对数值还是其占政府债务的比例来看，中国的外债规模都相对较小。相比之下，美国的外债余额高达8.2万亿美元，按当前7.1的汇率换算，相当于58.2万亿元人民币，占其35万亿美元国债总额的23%。
外债占比低既有其积极面，也存在不足之处。
积极的一面在于，我们几乎无需担忧对外债务违约的风险。国家破产的案例，如阿根廷和冰岛，主要是由于政府无法偿还外债所致。因此，外债规模越大，违约风险越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外债即将违约，只是其风险敞口较大。
然而，外债占比低也不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尤其是在投融资领域。货币国际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贸易结算、投融资、外汇储备占比等。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全球支付份额已连续数月超过日本，位居第四。但在其他方面，如外汇储备占比，人民币仍有待提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外国政府持有人民币的外汇储备规模排名第七，低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加元和澳元，与去年一季度相比下降了两位。
由于中国的外贸出口远大于进口，每年产生大量顺差，即收入远大于支出，这不利于人民币的扩张。顺差是客观存在的，无法轻易改变，否则会影响经济。因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从投融资领域入手。例如，增加外债规模，并与借款人约定以等额人民币偿还，这样可使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人民币数量增加。
再回到政府总债务的问题。70.77万亿元的总债务规模在国际上并不算高。以2023年126.06万亿元人民币的GDP计算，法定债务负债率仅为56%，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法国等经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60%的安全线。
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此次汇报的仅限于法定债务。法定债务是指依据法律规定，由各级政府承担，并需使用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债务。然而，这并未包括如城投债等地方隐性负债。
实际上，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规模远超40.74万亿元的地方法定债务。据多家权威机构估算，其总额大致在40万亿至60万亿元之间。例如，一些地区为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行城投债，从而形成了巨额隐性负债。当前，正着力化解的正是这部分债务，其规模之大、压力之重，不容忽视。
从历史角度看，过去几十年中，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采用了多种灵活的融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隐性负债的积累。从社会角度分析，如此庞大的隐性负债规模可能会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质量产生影响，进而波及民众的生活质量。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债务问题。不仅要关注法定的显性负债，更要重视控制地方隐性负债的增量，并稳妥化解其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