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看待养殖业抗生素使用负面问题？
——来自中国和欧美国家管理政策的比较
抗生素滥用是形成抗生素耐药性的主要原因。相较于医疗领域，农业生产中消耗了更多的抗生素。畜禽养殖中抗生素主要用于畜禽疾病治疗、疾病预防、促进生长三个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使用非常普遍。据【2020年中国兽用抗菌药使用情况报告】显示，我国2020年兽用抗生素中有28.69%用于促生长。在大规模集约化的养殖体系中，动物密集，容易爆发群体性疾病，养殖主体通常常规性地饲喂抗生素，以减少畜禽患病风险。在治疗畜禽疾病时，养殖主体因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判断疑似感染的动物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当获取兽医专业指导从而精准用药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较高时，一般采用「宁过勿缺」的策略对疑似患病畜禽预防性地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不合理使用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上述三类畜禽养殖的抗生素滥用会促进耐药性的发展，由此产生的动物源耐药菌可能通过食物或亲密接触直接感染人，还可能通过环境间接感染人。畜禽养殖使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未经代谢就排出体外，已有研究证实动物粪便中包含大量的抗生素和耐药菌。农业种植中大量使用畜禽粪便提高土地肥力的同时，使得土壤中积累了大量的抗生素，影响土壤中的微生物的活性和多样性，也会污染种植的作物。畜禽养殖排放的抗生素还可能随着农业径流造成水污染。环境中抗生素水平的提升促进了耐药性的发展，增加了公共健康的风险。
针对养殖业抗生素使用的负面问题管理，中国人民大学贾亚楠博士、唐忠教授梳理了畜禽养殖中抗生素使用的不同阶段特征，以中国、美国和欧盟为例，比较了各国兽用抗生素管理政策，近日在【农业环境科学学报】撰文发表【 中国和欧美国家养殖业抗生素使用负面问题及管理政策比较 】。
文章客观分析了近十年中国、美国、欧盟兽用抗生素使用的变化，抗生素在养殖业中应用的演变阶段以及抗生素负面问题的显现、认知和管理政策的变化等。分析认为，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畜禽养殖中大规模使用抗生素的时间较晚，但在抗生素使用负面问题的管理上反应迅速。在美国实施禁令后的第三年（2020年），中国也禁止了抗生素生长促进剂的使用，这体现出中国体制在政策决策和实施中的明显优势。在意识到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的严重性后，中国政府积极出台和执行了一系列监管政策，还协调统筹多领域共同行动遏制耐药性的发展。但目前的抗生素管理政策仍有不足之处。当前的政策明确了畜禽养殖抗生素使用改革的大方向，但没有注意改革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例如，【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提出要严格执行兽用处方药制度，就需要配套具体的人才培养扶持计划，重点培养兽医专业人才队伍；提出要鼓励研发中兽药，就需要加强针对中兽药研发各个环节的支持。未来抗生素管理政策要更加深入细节，解决抗生素研发、生产、使用、监测各个环节的实际困难，才能进一步控制畜禽养殖抗生素的滥用，逐步实现抗生素减量化的绿色生产。结合美国和欧盟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支持、推动全球抗生素管理的国际协同行动，为绿色发展服务：
第一，长期关注农业生产中抗生素使用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 当前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密集生产方式过度依赖抗生素投入，耐药性问题已经显现。我国也已经推行了兽用抗菌药减量行动计划，禁止使用抗生素生长促进剂，规范疾病治疗和预防中的抗生素使用。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畜禽养殖规模化继续推进，抗生素的使用仍有可能攀升，与此同时相关产业的博弈能力也可能提高，抗生素管理难度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政府不能放松对抗生素负面问题的管控，要继续深入推进科学使用抗生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绿色发展目标，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第二，提升公众对抗生素耐药性的认识。 抗生素管理中减少抗生素使用量是重中之重，单纯依靠政府监管限制抗生素使用政策执行难度大，还应从提高公众对耐药性问题的认知入手，帮助消费者和生产者从根本上理解耐药性问题的严重性，从而改变抗生素的使用习惯，引导公众参与遏制耐药性发展的行动。
第三，抗生素管理政策既要适应我国的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的发展目标。 尽管我国目前在抗生素管理政策上与欧盟相比仍有差距，但欧盟在处于我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时，也曾经历过高度依赖抗生素的阶段，随后才逐步实现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在实施抗生素管理政策时，要在平衡养殖主体利益和保障食物供给的同时，更多关注作为消费者的人民大众的长期健康。抗生素使用带来的负面问题的外部性非常明显，我国必须要吸取美国因利益集团阻挠而反应缓慢的教训，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找到政策上的最优解。
第四，支持、推动全球抗生素管理的国际协同行动。 我国是世界养殖大国，基于我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在资金、研究、管理等方面，支持、推动抗生素使用负面问题管理的国际合作行动，在国际合作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编辑：张丹丹
校对 | 审核：潘淑君 王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