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回家探亲，发现父亲已将多年未用的驮篓拆散扔进了灶膛，化作熊熊烈火烧锅温炕了，也算是做出了最后的贡献了。
驮篓对于农村人而言也许并不陌生，对于城里人则可能比较稀奇。驮篓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农村的主要驮运工具。可能不同地区的驮篓材质、形状有所区别，但估计都是大同小异。
我们家的驮篓是用紫穗槐条编制的，紫穗槐我们那边的人俗称棉槐，是一种落叶灌木，多数高约两米左右，少数高度超过三米。大多生长于沟边、河堤上，属于自然生长，因其柔软坚韧而被作为编制筐篓的绝佳材料。
胶东地区的驮篓是有左右两个深篓，由中间的横篓连接，主要放置在自行车上使用，至少我只见过在自行车上使用，其实，想来也是可以放在驴马一类牲畜上使用，但是我没见过。
我们家的驮篓应该是我们家的功臣。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父亲就是靠着这只驮篓和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让我衣食无忧，甚至于享受了略好于小伙伴们的经济生活。
爹的驮篓主要是用来贩卖蔬菜。那个时候，交通运输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更谈不上物流了，而信息的交流也不发达，所以就滋生了一种崭新的谋生方式，就是菜贩子。
那个时候的菜贩子不像现在的菜贩子，现在的菜贩子多数是指市场的零售商贩，从蔬菜批发市场批量购买蔬菜，然后到各个菜市场加价售卖，基本上不会出现蚀本现象。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这种贩卖却有赌博的性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胶东地区已经开始有人利用薄膜大棚等反季节种植蔬菜等，尽管种类较为单一和雷同，多数以韭菜、蘑菇、蒜苗等为主，但是也算是市场繁荣的体现。而且，往往这种种植呈现聚堆的模式，一家种植有利润就会带动周围邻居种植。在那个交通运输比较原始的年代，聚集型生产往往带来销售的困境，因此菜贩子应运而生，爹就是其中一名菜贩子。
爹贩菜很简单，就是早一天下午去二三十里远的地方批发一种或两种新鲜蔬菜，往往是蘑菇或者韭菜一类的。第二天一早再去周边十里八乡的集市零售，靠的是价格差，赌的是集市上同种类的菜量少，赚得就是辛苦钱了。一驮篓装满了有二三百斤，必须一个集市出手，否则菜就不新鲜了，价格自然就大打折扣，而本身的利润空间也不过就是几分钱，所以，卖的力气，也卖的是运气。
记得一个寒冬腊月，春节已经近在眼前，爹狠狠地装了一驮篓韭菜，足有叁佰多斤新鲜水灵的韭菜，为了保暖把我们平时都舍不得盖的新棉被都盖在驮篓上，唯指望第二天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凌晨四点爹就出发了。爹的个子矮，身体也单薄，所以叁佰多斤的韭菜对于爹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顶着西北风，冒着零星的小雪，爹义无反顾也充满希望的出发了。
中午，娘做好饭等着爹回来。12点了，爹没有回来；13点了，爹还没有回来；14点了，爹还没有回来；15点了，爹还没有回来；16点了，爹也还没有回来。饭热了凉，凉了热，反反复复，娘也一遍遍跑到道边翘首等待。按理说，最晚14点爹就该到家了，但是依然没有爹的身影。询问赶集回来的乡亲，都说集早散了。
娘不由得着急起来，娘担心爹过铁道出了意外，娘担心爹路上遇到车祸，娘担心爹自行车坏了，娘担心了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但是，依旧没有爹的身影。娘只能一次次站在道边遥望，希望看到爹那单薄的身影。
爹是在傍晚回家的。爹说，今天集市上的韭菜臭了大街了，集市上有十几份的韭菜，互相压价，而且都没有售罄。爹为了不折本，早早的就离开集市，下乡售卖了。所谓的下乡，就是到各个村庄走街串巷的卖。早饭没吃，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甚至一天都没有喝一口热水。
晚上爹坐在炕上算账，算来算去，满满一驮篓韭菜折了十几元钱。十几元钱，在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钱，但是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尤其是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而言。一晚上，爹都抑郁寡欢。
第二天凌晨3点，爹再次出发，空着驮篓去批发蘑菇再赶到集市售卖。
贩卖各种菜蔬，总的来说是有利润的，其利润对于农民而言应该算是不菲的收入。依靠那个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都响的自行车，依靠这个破旧而常见的驮篓，依靠爹单薄矮小的身材，我的童年基本上衣食无忧，而且爹还给驮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这可是村子里的第三台电视机，在当时绝对属于轰动性的存在。因为村子的第一台电视是县里表彰村委奖励的，第二台是村里首富的，第三台就是我们家的。
爹靠着驮篓养家，挣了几个辛苦钱，也落得了一身的病痛。爹现在胃不好应该就是当时饥一顿饱一顿的后遗症，而爹腰椎间盘突出似乎也是当时过分体力付出的结果。
驮篓虽然不在了，但是那份记忆却永远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