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六期微观面板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施刻画政府支持的电商发展，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该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非农就业，特别是「离土不离乡」型和包容性非农就业。具体而言，该政策实施后，样本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概率提高了14.4%，本地非农就业概率提高了15.1%，外地非农就业概率降低了4.3%；该政策实施的非农就业效应在女性与中老年人群体，在低资本禀赋家庭，以及在原贫困县、革命老区、中西部地区、电商潜力地区更强。从产业演化和组织激励视角进行的机制分析表明：该政策的实施可通过促进乡村企业发展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成本，以及通过形成同群经济激励与个体声誉激励增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偏好。综合来看，借力电商发展，多渠道引导和保障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促进形成本地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均衡配置，有益于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电商市场。电商进村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数字经济」对「小农经济」的重塑，在引发产业创新、优化与融合的同时，也改变了原有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而农村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一体两面，伴随着农村电商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就业结构也面临着适应性调整。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非农就业成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渠道，非农就业赋能农村居民增收的重要性凸显。农村电商发展带来的农村就业结构变化，特别是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创造，对促进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引导农村电商发展，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有必要对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就业效应及其机制作出深入考察与分析，以便从理论层面为决策提供参考。
以市场驱动为内生动力的电商资本下乡，加之以政府支持为外生动力的电商资源进村，有利于促进以商品和服务为核心的商业集聚，带动资金流、商流、人才流、技术流在县域汇集，进而可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县域产业结构调整，创造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农村劳动力参与本地非农就业，坚实乡村振兴所需的人才基础。电商在中国农村的普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有关电商发展影响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机制的研究仍相对缺乏，特别是在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普遍向城市转移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能否创造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激励农村居民参与本地非农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问题尚未得到检验。
首先，本文构建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推动农民就业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一，电商进村政策实施通过推动县域产业演化促进「离土不离乡」型非农就业。其二，电商进村政策实施通过形成乡村组织激励实现包容性非农就业。从产业演化的视角来看，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可能促进乡村企业数量增加和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为农村居民从事非农就业，特别是「离土不离乡」型非农就业创造客观条件。从组织激励的视角来看，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可能激发同群经济激励和个体声誉激励，从而形成农村居民（特别是弱势农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的主观激励，产生包容性非农就业效应。
再者，基于微观面板数据和县级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民就业转型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分析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地非农就业的影响检验了政策实施产生的「离土不离乡」型非农就业效应；通过从微观与宏观层面探究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异质性影响检验了政策实施产生的包容性非农就业效应。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还逐一检验了提出的理论机制假说：电商进村政策实施通过推动乡村企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民居民本地非农就业成本，以及通过激发同群经济激励与个体声誉激励增强了农民居民的非农就业偏好。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本文关注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和内部差距较大的现实问题，考察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促进「离土不离乡」型和包容性非农就业的作用，对电商进村政策实施能否提高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行评估和探讨；第二，从产业演化和组织激励两种视角切入，分析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理论机制，为电商发展影响农村就业结构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贡献新视角和经验证据。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三。第一，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促进了「离土不离乡」型非农就业。电商进村综合示范使得样本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概率提高14.4%，本地非农就业概率提高15.1%，外地非农就业概率降低4.3%。进一步地，电商进村政策实施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时长，推动了县域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三次产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第二，电商进村政策实施有利于促进包容性非农就业的发展，表现为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对非农就业的正向效应对女性与中老年人群体以及低资本禀赋家庭更强，该效应在原贫困县、革命老区、中西部地区、电商潜力地区也更强，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从产业演化的角度看，该政策实施通过促进乡村企业增长和县域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农村居民参与本地非农就业；从组织激励的角度看，该政策实施通过同群经济激励与个体声誉激励激发了更广泛农村主体参与本地非农就业的动机。综上所述，电商进村政策实施有益于县域实现内源式发展，在创造更多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同时，激励更多农村居民参与本地非农就业，夯实实现县域乡村振兴所需人才基础。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有三。第一，伴随着电商在乡村的渗透与发展，应关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村就业结构转型和农户的生计调整，引导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之间实现合理配置。第二，可以充分借力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工作，匹配好电商赋能本地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与电商激发农户非农就业的内在需求，努力营造良好的生产与就业氛围。第三，充分利用电商进村带来的数字红利，助力弱势农村居民非农就业转型。为生计压力与就业需求并存的农村居民给予就业指导。此外，应关注电商发展在相对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非农就业赋能优势，在推进电商进村综合示范工作时总结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构建和完善政策体系，系统性推进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
原刊于： 【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