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热议楼市时，回顾中国的住房信贷政策，其实只是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而这政策的推出，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房子，更多的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特别是家庭结构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乡村，几乎没有金融的概念。当时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很小，社会关系主要以亲情、乡情为主。
大多数农村很少有现金收入，更没有多余的钱，可以用于储蓄或其他用途。
除了意外或疾病，农民主要的资金需求是婚嫁和建房。建房等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主要来自家族、乡亲之间的相互支持。
比如：农村的某小伙要结婚造新房。在缺钱的情况下，父母通常会用一种「入会」的方式来解燃眉之急。所谓「入会」，即一般组织10多户的人家，每人每期拿出固定金额进行集资，轮流交由一人使用。按照对资金需求的紧迫程度，排定每期集资款的领取顺序。晚些拿到钱的人，有类似利息一样的补助金额。
「入会」这种形式，是基于熟人社会的口头约定，既是互助，又是一种筹钱的方式。是零存整取储蓄形式的雏形。像浙江温州等地，直到现在还存在。
这种现状下，家族以及乡情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大家族之间，相互调剂一些资金，乡亲之间相互「入会」。传统的熟人社会，基于平日的为人处世，相互走动，以及口碑度等等。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民手中开始有了一定的余钱。
1991年，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别成立了房地产信贷部门，开始办理个人住房信贷业务。这是中国住房信贷业务起步的重要时间节点。
特别是在199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中国的银行商业性住房贷款正式走上正轨。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城镇谋生。社会的流动性加大，农民的收入来源开始多样化。
这是农民基本在外赚钱，拿回老家盖新房。整体的传统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0世纪末、本世纪初，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人员不断向城市集聚。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从「家族——大家庭——小家庭」的明显转变。
农民在外赚钱，并开始在外购房。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其伸缩性逐渐减弱，界线开始逐渐分明。
当一个家庭有购房计划，且资金不足时，第一考虑的不是与其家庭成员、乡亲之间的借钱关系，而是更多地考虑，到银行进行住房相关的借贷。
在购房资金解决的方案中，家庭结构、成员之间、社会结构、利益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熟人为主的，人与人之间的个体信用借款，逐渐走向以契约为主的，个人与机构的信用贷款。基于契约精神而构建的信用秩序，逐渐替代了基于人情道德的礼俗秩序。
或许住房贷款从推出的那天开始，协同中国的其他改革制度，将我们从传统的社会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方式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