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哥
引言
制度的形成和变迁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制度理论不同流派对制度的生成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各有偏颇，需要进一步验证。
教育制度是历史积淀而成，要了解它的来源，就需要进行历史考察。
本文基于对三所欧洲中世纪大学早期医学院的历史考察，诠释大学医学组织制度生成的影响因素和动力机制，为当今中 给高等医学教育制度改革提供思考。
一、欧洲中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
为了使研究具有可比性，本文选择欧洲中世纪三所原生型大学医学院，即萨莱诺大学医学院、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和巴黎大学医学院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三所大学医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
原生型大学是指在中世纪早期自然形成的大学。
它们不同于后来由教皇或国王、地方政府兴办的大学，在大学被正式认可前就已经诞生并存在。
由于三者在中世纪所处环境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医学教育制度。
1.1 萨莱诺大学医学院由于缺乏早期的历史资料，医学院具体建立时间不明。
但早在公元9世纪，萨莱诺就成为意大利南部的医学学习中心。这里气候宜人、交通便利、温泉资源丰富，吸引了大量来自四面八方的病人。
自10世纪起，这座城市便以盛产医术精湛的医师而闻名遐迩；12世纪上半叶已经成为整个欧洲最知名的医学圣地。
萨莱诺早期的许多学术成果也成为了中世纪大学最经典的医学教材。
但是大学受到越来越多的王权干涉，从未真正自己控制医学实践和教学。
另外，萨莱诺医学院虽然是中世纪第一个建立皇家考试机构的学校，却始终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学位制度，而是后来从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医学院引进。
1.2 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博洛尼亚城位于意大利北部交通要道，大学前身是博洛尼亚法律学校。
因此，博洛尼亚大学主要是一所法律大学，其次才是一所医科大学。
但由于大学在这两个领域内都享有盛名，医学院的发展也增添了博洛尼亚大学的影响力。
中世纪中期，博洛尼亚城内战不断，身处动荡时期的外地学生，因为不是本地公民，得不到城市法律的保护。
13世纪末，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在整个欧洲已经是名声斐然，这种盛誉持续了整个中世纪。
博洛尼亚医学院最瞩目的就是外科学和解剖学上的贡献。中世纪最早的、公开的人体解剖教学就发生在博洛尼亚大学。
1.3 巴黎大学医学院与博洛尼亚大学类似，巴黎大学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12世纪，大批著名教师如阿贝拉尔（Abelard）等伟大神学家和哲学家云集此处，必然地孕育出一所大学的产生，但真正导致巴黎大学形成的催化剂还是教师们坚持不懈的斗争。
由于巴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大多来自外地，学生年龄普遍偏小，当大学师生与城市居民发生冲突时，教师们会很自然地站出来保护学生。
为了争取更多特权，教师们组建了自己的行会，逐渐形成了早期大学的雏形。
13世纪，巴黎大学已经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中世纪大学之一，也是众所周知的神学研究中心。
因此，大学师生几乎都是神职人员，医学教师主要是内科医生担任，医学教学以理论为主，很少有解剖课程和实践教学。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制度形成的动力因素
考察上述三所欧洲中世纪大学医学院，会发现三者在运行主体、组织结构、教学方式和学位制度等方面都呈现出诸多不同之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三所大学医学院组织制度的不同样态呢？
大学是传授知识的主要场所，因此，知识因素是制度生成所需考虑的因素之一。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重点从知识、权力和理念三个方面对这三所中世纪大学医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 进行剖析。
2.1 权力因素中世纪的医学教育经历了两次模式转变。
第一次是个体教学向松散集体教学的转变。大学医学院建立之前，医学教学的主要形式是个体的，以师徒传授为主。
中世纪中期各种医学校的兴起实则是医学教师遵守效率机制，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获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结果。
需注意的是，这种松散集体教学仍是建立在教师之间或师生之间的个体协商基础上，医学教学还没有制度化。
中世纪医学教育的第二次转变是从松散的集体教学迈向有组织的大学教学，即大学医学的诞生。
中世纪的西欧在政治上最突出特点就是权力的分散性和多元化。大学与教会或国王之间的博弈导致组织激励和协调成本增高，原本松散的集体教学行为无法再满足增长的医学教学需要。
新制度主义的各大流派都意识到权力关系对于制度形成的重要性。
他们对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共识是：权力的不均衡是普遍现象，制度是在掌权者以牺牲他人代价谋求自身利益或权力的过程中产生的。
尽管大学早期满足了教师集体利益诉求，促进了萨莱诺的学术繁荣。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国王控制了大学一切活动，忽视了大学发展的市场因素和学术活动的自主特点。
大学组织权力出现了不均衡的现象，即使再引进其他大学组织管理模式，仍旧难以维继。
从某种程度来说，萨莱诺医学院更像是自然生成的。而巴黎和博洛尼亚大学由于经历了权力之争，有了更多的能动建构因素，因而生成的组织结构更加合理而稳定。
2.2 理念因素医学建立的前提是为了提高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水平。
大学的使命就是改造并且吸收新的素材和技能，并根据一些统领性的理念把它们整合起来，以此捍卫科学的精神。
在教育制度建立的初期，行动者需要运用大量的共同认知来探索一种新制度，这需要他们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才能建立组织并创造出共同规则和行为上的共同约束。
而制度一旦建立，这些共同的信念和共享的认知就会影响组织成员，促使理念客观化，促进制度的维持和进一步扩散。
中世纪最早的公开人体解剖教学就是发生在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早期宗教自由，医学教学更注重实践经验。
随着12世纪的医学复兴，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也对萨莱诺大学产生了影响。
当教育制度形成后，由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密度越来越大，理念就会随着客观化日益增加。
理念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价值和技术传统，从而获得合法性。合法性是教育制度生成和扩散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制度适应各种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的合法性要求。
对于教育制度而言，它是师生共同体理性选择的产物，因此，它必然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理念对制度形成的作用是「适当性逻辑」的结果。适当性逻辑是指「在给定的情境中以及在给定的角色下，如何行使才是适当的行为」。
理念持续客观化，教育制度就能得到更长久保障。如果失败，制度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引起制度的弱化和变迁。
文化信念和认知图式出现变化，制度化实践在教学质量上出现了问题，引起大学制度 的弱化和失能。
2.3 知识因素对于中世纪大学医学院而言，制度化首先意味着医学被承认为一门有组织的学科，具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大学诞生前，医学一直被视为一门技艺，医学知识零散而不成系统，医学教育以传统学徒制为主。
医学朝着更加智识化的方向发展，逐渐成长为一门具有理论和实践知识体系的高级学科。
显然，这对医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知识发展逻辑来看，历史上每一次知识结构的重大转型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更高一级的教育组织形式。
相比以前不稳定、松散的医学教学形式，大学医学教育制度为医学生提供了一个有序、稳定和整合的知识传授环境。
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知识权威，大学医生很快占据了行业主导地位，成为那个时代的医学精英。
可见，教育制度的生成并非完全是以外在于组织的方式规定教育组织的形式与行为，实则也是遵循了知识发展逻辑和个体的认知规律。
对于教育制度而言，知识因素是相较其他制度生成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个变量。前提是基于「知识人」的假设。
求知是人的本性，教育制度作为保存和传递知识的载体，与知识的演变和发展密不可分。
从原始社会到当代，医学知识的演变体现出人类对医学的认知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认知机制作用下，医学教育制度也随之形成。
医学知识的专门化也解释了当今各国大学医学教育组织出现趋同性的原因。组织的专业化离不开知识的专门化，学科又是构成大学组织的要素。
因此，中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实则也是 医学知识制度化的产物。
三、结语
对制度理论的探索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整合组织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各种分歧，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
本文基于制度分析视角，采取多案例的比较研究，诠释了欧洲中世纪大学医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过程。
权力、理念组成了医学教育制度复合体的内核，改变了微观层次上的能动者行为。
与现有制度理论研究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本研究强调知识因素也是大学医学教育制度形成和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医学知识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建制，才能使之得到稳定传播和发展；而医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又需依据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规律。
第二，知识、理念和权力因素也可以用来解释在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相同性和多样性。
相同性在于：不论何种类型的大学医学院在制度建立上都需要满足知识传播和生产的需求，知识因素决定了大学医学教育制度建立的共同原则都需基于知识、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第三，知识、权力和理念三者促使所形成的逻辑类型各不相同，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三者既可协同共进，也可能会相互牵制。因此，建设大学医学教育制度需综合考虑三者关系问题，通过协调制衡，才能为医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