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北部重镇张家口市，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历来是北方系统文化和中原系统文化折冲交往的前哨阵地，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过特殊的作用。1982年8月，时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的苏秉琦先生在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上，谈及当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龙鳞纹与花卉纹彩陶共生现象时，曾形象地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时隔一年，即1983年7月，苏先生又在辽宁朝阳发起召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他在谈到包括张家口地区在内的长城地带的文化特点时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的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三者在空间上大体吻合，在文化传统上若断若续。尽管变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这恰恰是这个地区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甚为突出的一点……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如今在这个舞台上，一幕紧接一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的细节，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了，但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通过对历代先民在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中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的分析研究，仍然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当时历史的概貌和基本轮廓，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由张家口市文化局副局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贺勇主编的【张家口陶瓷集粹】一书，即是帮助大家了解该地区历史发展概貌和规律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该书前面的【概述】，以简明的文字交代了张家口市的地理区划、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一开头就使张家口在读者脑海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时空定位。对以历史发展为序选出来的180件陶瓷器精品的浅显易懂的介绍，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给人们留下了形象生动的印记。
新石器时代早期，阳原泥河湾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片，陶质疏松，造型简单，经热释光测定，距今约1.16万年，是迄今所知华北地区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陶器制品。它和北京市门头沟东胡林、昌平上宅、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一起，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初始阶段华北地区制陶业的工艺水平和特点，成为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蔚县琵琶咀遗址和三关房遗址出土的花卉纹彩陶盆和小口双唇尖底瓶，是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它们在这里出现，表明至迟在距今6500－5500年前，中原文化系统即曾一度播迁至此，与当地以蔚县四十里坡出土的彩绘龙鳞纹圜底双耳罐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相交错，成为苏秉琦先生所作「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系统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论断的有力证据。
之后，主要继承红山文化而形成的小河沿文化成为包括张家口在内的长城地带的主人，出土于涿鹿煤沟梁、阳原姜家梁等遗址的陶双耳罐、高领罐、矮领罐、直领罐、双腹盆、深腹盆、彩绘直口盆、彩绘敛口盆、彩绘豆、矮圈足豆、高柄豆、细高柄豆、盆式豆等，构成了小河沿文化的主要器类，也是小河沿文化一度繁荣的证明。小河沿文化是一支非常有活力的文化，除长城地带以外，往南还有更远的分布，在张家口以南的北京昌平雪山、河北保定容城下坡等遗址均发现有小河沿文化的陶器。
新石器末期，随着小河沿文化的逐步消失，以带鋬肥袋足鬲、镂空高柄豆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占领了这一地区。但时间不长，当历史的车轮转到早期青铜时代，便又为主要和小河沿文化有渊源关系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取代，北方系统文化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出土于蔚县三关、水北、赤城样田双山寨等遗址的彩绘筒形鬲、彩绘高领鬲、磨光黑陶筒形鬲、折肩鬲、彩绘尊、彩绘簋等，清楚地反映了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
夏家店下层文化像小河沿文化一样，分布十分广泛，我曾根据不同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分布于张家口宣化盆地壶流河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以蔚县三关遗址为代表称为壶流河类型，它既有其东北方向夏家店下层文化核心分布区夏家店下层类型的因素，又有来自东边的天津大厂大坨头遗址为代表的大坨头类型的因素，当然也有不见于其它两个类型的当地的因素。夏家店下层文化往南也有较远的分布，在河北保定地区的许多遗址中都可以看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迹。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夏至商代早期，需要指出的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晚期，早商文化曾沿太行山东麓一度北上突进到壶流河流域，但很快便退缩回去了。可惜图录没有收录这方面的标本，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里可能是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的地域，只是遗址较比稀少，没有留下多少遗迹和遗物，其整体面貌如何，知道的并不多。
大约从西周晚期或春秋初，中原系统的燕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采集于宣化一带的粗绳纹柱足鬲即可能是该时期燕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燕国虽早在西周初年即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建都，但燕文化真正扩至张家口地区，已经到了战国时期，出土于赤城、蔚县、宣化、涿鹿等地的鼎、鬲、簋、豆、小口壶、方壶等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燕国墓葬中常见的仿铜陶礼器。不过宣化煤建公司墓地出土的夹砂夹蚌红陶鬲则不属于仿铜陶礼器之列，而是一般居址中常见的实用器，这种形制和质地的陶器仅见于燕文化，而不见于中原系统其它封国，是燕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和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
汉代，除坝上一些县先后为匈奴、乌桓、鲜卑掌控，大部分已归汉廷所设郡县管辖，是难得的社会较为安定的时期。出土于宣化、赤城、万全、阳原等地的彩绘陶鼎、壶、盆、熏炉、灶及出于宣化、蔚县的陶羊形尊、魁、井、三足奁、匣、绿釉陶灶、圈等，是西汉、东汉时期墓葬中常见的模型明器，代表了汉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其中东汉侍女烤肉图陶灶则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北方地区居民的生活场景，更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今张家口市行政区划屡屡变化，民族矛盾加剧，社会动荡，至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北魏，北方始又归统一。这时期留下的文物古迹不多，陶瓷器皿亦甚为少见。
经隋至唐，社会略微安定，张家口坝下各县常有唐墓发现，出土于蔚县、赤城、涿鹿、宣化等地的绿釉塔式罐、绿釉凤首壶、绿釉贴花罐、六铺首高领罐、青釉双系罐、黄釉双系罐、黄釉塔形罐、黄褐釉戳点纹执壶、白釉执壶、白釉碗、绿釉碗等具有鲜明的唐代风格，代表了该地区陶瓷器的水平。
五代十国以后的辽、金、元时期，今张家口地区先后由契丹、女真、蒙古族建立的政权统辖，元中都即建在此地。凤首壶等47件陶瓷器是辽、金时期陶瓷器的典型标本，其中宣化下八里辽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张匡正墓、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张恭诱墓以及张世本墓出土的黄釉瓜棱腹执壶、白釉葵口瓜棱腹执壶、黄釉龙柄碗、黄釉碗、白釉葵口碗、三彩花卉纹折沿盆、黄釉唾盂、黄釉花口盏托等不仅年代明确，而且多是弥足珍贵的精品。
元代白釉褐彩龙凤纹罐、白釉双系罐、青釉荷叶盖瓜棱罐、影青釉龙柄葫芦瓶、白釉黑彩「王家酒瓶用」款四系瓶，黑及褐釉、黑褐釉梅瓶、天兰釉碗、青釉菊瓣口碗、青釉刻花卉纹碗、卵白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影青釉碗、白釉葵口碗、青釉印花卷云纹花口盘、青釉贴花双鱼洗、白釉黑彩虎纹长方形枕、月釉三足香炉、影青釉三足炉、影青釉灯盏、白釉点褐彩羊等则是来自全国各大名窑的产品，反映了元帝国国势的强大和全国归于一统的政治局面。
明代，张家口为北方重镇。清代，成为蒙、汉贸易的中心和集散地。下图的黑褐釉、黑釉罐出自赤城县马营乡车家沟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开平卫昭勇将军墓，白釉褐彩花卉纹罐出自同一地点明中期王佐将军墓，均为明代同类瓷器的上乘之作。其它明清瓷器虽非官窑产品，但在民窑瓷器中也颇有特色。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著录、研究瓷器的著作不胜枚举，历来受到重视和关注。作为瓷器前身的陶器，虽然在我国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但与瓷器相比，受重视的程度却远远不及后者。其实，陶器、瓷器都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作为古人留下来的遗物，都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看，它们在历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观赏和研究对象，瓷器造型别致，釉色莹润，色彩斑斓，艺术性更为突出，因而受到更多人的青睐，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但作为研究者而言，却不能因此而忽视陶器，无论陶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广泛性，都不亚于瓷器。
本文由王芳摘编自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著 【张家口古陶瓷集萃 】 一书中李伯谦先生的序言部分。图片摘选自本书。内容略有删节。
【张家口古陶瓷集萃 】 是张家口地区古陶瓷的图录，收录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陶瓷精品180件，为研究该地区陶瓷的历史发展、工艺风格、艺术价值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书可供考古学、博学馆学、陶瓷史、美术史等相关专业的研究者以及收藏鉴赏爱好者参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