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毕沅墓出土的金器是清代墓葬出土金器系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制造时代处于清代中期，正是清代文化和工艺的巅峰期。本文对毕沅墓出土的金器进行初步研究，试图揭示这批金器所反映的清代社会发展情况以及与当时的随葬制度的关系。
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古代黄金工艺至夏商之际才出现。 而真正意义上的黄金器皿，目前没有发现早于春秋时代的。 由于黄金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大量使用金器随葬的情况并不多见。 而历代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金器和传世金器，构成了从春秋战国到清代绚烂璀璨的中国古代黄金艺术谱系。 由于清代的金器有大量传世实物的留存，且传世实物，尤其是宫廷金器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人们往往不太重视出土金器，加之我国传统考古学一般以明代为下限，因此对于清代出土金器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较少涉及的领域。
毕沅墓出土的清代金器是清代墓葬出土金器系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一，它们制作的时代处于清代的中期，正是清代文化和工艺的巅峰期；其二，这些金器出土于当时的重臣和著名文人的墓葬，代表了当时的主流审美倾向；其三，出土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首饰种类较丰富，而且很有特点，另外还有以往不曾出土的金器品种。
毕沅（1730～1797）字湘蘅，一字秋帆，小字潮生，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他是清代乾隆朝重臣，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乾隆二十五年(1760），毕沅状元及第，此后历任翰林侍读学士、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有【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传经表】【灵岩山人诗集】等著作传世。毕沅于嘉庆二年（1792）病卒在湖北辰州行馆，灵柩被运回原籍安葬。毕沅与其妻汪德及五位侧室的合葬墓，位于苏州吴县木渎金山公社天平大队的祥里村（今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天平村祥里村），距灵岩山约1千米，系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10月，南京博物院配合基建工程单位清理了毕沅墓。墓内随葬品保存较好，有随葬器物达111件（套），其中金器有31件（套），可谓随葬丰厚，文化内涵丰富且颇具特色。
一、毕沅墓出土的主要金器
毕沅墓实际上是毕沅和妻妾的合葬墓。墓中出土的金器主要有金凤冠、金同心盒、金腰带扣头、金帽饰、金耳环、金发簪、金发钗、金压发、金步摇、金插花、金发花、金手镯等。其中毕沅棺内仅出土金腰带扣头一件金器。夫人汪德棺内出土金凤冠、金同心盒及金首饰若干。其余合葬的五妾棺内出土金首饰若干。
（一）金簪和金手镯
毕沅及其妻妾墓出土的金簪和手镯品种较丰富，我们择其几件论述。
1.金簪
金簪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如意簪头嵌宝石，还有一种为扁簪形制。如意簪头嵌宝石的发簪（图1）有多支，基本形制是：簪首为如意形，底镂空双钱纹，梗变体上宽下微收，尾圆素面。金扁簪（图2）有一例，扁簪首为简牍书册式。弯折连梗，梗变体上宽下窄，尾圆素面。扁簪类似清代常见的扁方，但比扁方小一些。扁方是清代满族女性梳头时所配饰的一种形体较大的簪，呈扁平一字状。满族女性最普遍的发式是将头发梳成两股，俗称「两把头」。扁方主要是用来固定「两把头」的。毕沅墓出土的扁簪也应该是用来固定类似发式的。
图1 嵌宝石如意头金簪
图2 金扁簪
2.金手镯
毕沅墓出土金手镯六套，其中有3只单镯，3双对镯。单镯全是素面，有的用椭圆形的金条弯成椭圆形环，有的用扁形的金条弯成圆形环，还有一只由两根金条绞成麻花状，弯成环形。三只单镯都很重，分别为85克到138克不等。
对镯3对，除一对光素外，另两对有纹饰。其中一对（图3），径6.7厘米，厚1厘米，共重71.43克。外表弧内平的扁金条，呈椭圆，不连接，两端阴刻石榴花、荔枝等吉祥纹饰，两端合拢为团寿图案。另一对（图4），径6.7厘米，厚1.2厘米，共重123.37克。内平外弧的金扁条弯成椭圆环形，不连接，两末端刻长方形框，框内四角云纹,中团「寿」纹，手镯中间内侧刻阳文「公源」两字。民国初年北平首饰店铺有「公源」「天裕」等字号，但此「公源」未必是彼「公源」，应该是乾隆年间位于北京、苏州，抑或是陕西、湖广一带的一家银楼或首饰铺名号。光素手镯直接用纯金打制，表面不装饰其他纹饰，也不做造型上的修饰，直接利用黄金的金属质感来显示价值。
另外，毕沅墓出现的绞丝手镯（图5），也是清代少见的品种。目前发现的绞丝手镯，也称扭丝手镯。铸造数条圆形金属条，退火后，待其软硬适中后以扭的方式成型，似麻花状。绞丝手镯最早在宋代出现，如陕西扶风出土的金镯，由三股金丝扭成绳纹状。这种手镯制作相对简单，不是清代主流品种。提到清代金银器，人们往往认为它们都具有精细的纹样与复杂的工艺，「繁缛奢华」是其形容词，但至少在毕沅墓出土的这一批手镯上不是这样的。当然，这样的手镯分量很重，制作简单，不排除专为陪葬打造。
图3 刻花卉团寿纹金镯
图4 「公源」款刻花卉团寿纹金镯
图5 绞丝金镯
（二）其他金器
1.金镶宝石腰带扣头(图6)
长6.2厘米，宽5厘米。黄金铸成椭圆形搭扣,搭扣底分成两个部分，搭扣表面锤折枝牡丹花纹，花纹具有高浮雕效果。搭扣底同样刻有纹饰，但底纹采用鱼子底纹，花纹具有浅浮雕效果。底胫处阴刻卷草纹饰。玫瑰色宝石镶嵌在搭扣上。
虽然我国古代金镶玉工艺较为普遍，镶宝石不是主流，一般也以镶嵌绿松石、珍珠这些常见珠宝为主，零星会出现类似六朝东晋墓出土的金刚石戒指这样金镶宝石器物，但到了元代，西洋、南洋商人输入了多种宝石。元代学者陶宗仪在其著作【南村辍耕录】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外来宝石，列举了红色的剌子（红宝石）、绿色的助木剌（祖母绿）、各色鸦鹘（电气石）及含活光的猫眼等。明代由于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东南亚等宝石，黄金镶宝石工艺十分发达，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数十种宝石名称。清代金镶宝石工艺有所衰落，但仍具有较高水平。金镶宝石腰带扣头正是清代这种工艺的代表。
图6 金镶宝石腰带扣头
2.金凤冠(图7)
纵16厘米，横24厘米，高15厘米。毛重616.40克，成色92%。整体为金质,由厚金片作冠檐底箍，上连四道细金条作骨架。表面缀凤鸟、花朵、云彩金片和宝石字牌。冠檐底部是有双龙戏珠纹饰的抹额，其上缀金凤七只。冠上部有金凤两只，并有长方形字牌一块，内阴刻楷书「恩荣」二字。圆形字牌八块，各阴刻楷书一字，分别为「日」「月」「奉」「天」「诰」「命」「朝」「冠」等字。
图7 金凤冠
3.金同心盒(图8)
通高2.7厘米，径4.2厘米。纯重57.04克。盒金质，微扁圆。子母口，环底，素面。盒盖表面中心竖刻阴文一行三字「同心盒」，盒盖内竖刻「状元毕，沅夫人汪德」二行8字，盒内底中心竖刻阴文「结发恩深同穴同衾，天长地久，生死同心」四行16字，均为楷书。
图8.1 金同心盒 图8.2 金同心盒盖内 图8.3 金同心盒内底
4.金帽饰(图9)
通长11.5厘米，柄长8厘米。重6.7克。金片被锤成蝙蝠形，上有两枝弹簧盘丝，一枝缀珍珠，一枝缀盘长。蝙蝠左右各有一葫芦，意为吉祥、福禄寿。梗为扁体，尾尖。金饰表面部分用了点翠装饰。金色与靓丽的白色、蓝色呈鲜明对比，高贵不失典雅。
图9 金帽饰
5.金耳环(图10)
长4.9厘米，宽4.2厘米。纯重6.51克。耳环弯曲，呈S形。底层点翠磨损殆尽，堆叠花叶，上累丝松鼠，并嵌宝石「葡萄」。松鼠形象生动写实，机警灵活，被塑造得活灵活现。
图10 金耳环
6.金发钗(图11)
长9.2厘米。纯重4.52克。金丝弯成双环，再焊在钗头内，钗用金丝弯成，前端稍倾，梗体为圆柱形，尾尖。
图11 金发钗
7.金压发(图12)
长15.6厘米，宽2.5厘米。重25.41克。压发为如意首，内嵌红宝石，梗为宽扁体，颈、尾弯曲并刻花卉，素背面。
图12 金压发
8.金步摇(图13)
长10.5厘米。重13.10克。用金丝弯制，似禅杖，顶端塑小葫芦，6根肋条，每肋套一个小圆环，有一肋上多一个双圈环，下挂磬，磬一侧穿挂长方牌一个，一面阴刻「毕门张氏」，另一面刻「天赦」，另一侧穿挂小铃，梗为圆柱体。
图13 金步摇
9.金插花(图14)
通长9.2厘米。毛重11.33克。以海棠花、长春花为主体，海棠花瓣上用金丝累成卷草纹图案，花蕊点缀金珠数粒，周围伴有累丝花蕾4朵。长春花用金片叠，花蕊缀金珠，并托以花叶两片，梗为银质，扁体，上宽下窄，并有印戳。
图14 金插花
10.金发花(图15)
长10.5厘米。一对。每只重29克左右。用金丝、薄片缠绕一枝有如意形的花果枝条，并将玫瑰红宝石和一颗蓝宝石嵌在内作为花朵和果实，花叶经锤而成并用细珠勾边，以白色大小珍珠作衬，中间夹杂着累丝如意头。
图15 金发花
11.清金仙鹤(图16)
身长2.4厘米。毛重13.69克。应为簪首或配饰。形态生动，仙鹤作展翅回首曲颈衔灵芝状。羽毛刻画细腻生动，尤其是脖颈部分，制作一丝不苟。
图16 清金仙鹤
二、毕沅墓出土的凤冠与金盒子
毕沅墓出土的金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夫人汪德棺内出土的一顶金凤冠和一只金同心盒。金凤冠以前较少出土，金同心盒目前也只有这一例，值得专门研究。
（一）金凤冠
凤冠进入冠服制度是从宋代开始的，【宋史·舆服志】记载北宋后妃在受册、朝谒等隆重场合，头上都戴着凤冠，凤冠上饰以九翚四凤，四周还缀有各种花饰。南宋以后，增添了龙的形象，名谓「龙凤花钗冠」。这种冠源于唐代命妇的花钗礼服。按唐制，太子妃花钗九树，一品命妇花钗九树，二品花钗八树，三品花钗七树，四品花钗六树，五品花钗五树。至宋代，被定为后、妃、命妇的礼冠。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冠饰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延续宋代的凤冠制度。明代，金凤冠再次出现，从明定陵出土的金凤冠和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金凤冠可以一睹明代金凤冠的风貌。
在清代，每一等级的女眷都有相应的朝冠之制。与男朝冠一样，区分如此众多女眷的等级，主要也是以金玉珠石等饰物的贵重程度和数量的多少为辨识标准。清代服制规定：一品命妇，朝冠，顶镂花金座，上衔红宝石。夫人汪德随葬的金凤冠正是符合这一规定的。
清代的封赠主要有两种形式：覃恩封赠和捐封典。正一品、从一品命妇均封一品夫人，二品及以下分别为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皇帝对有功于清室者给予奖赏，如予谥，封妻荫子，入祀贤良祠、昭忠祠等，这在朝廷而言应该是很容易办到的，但对大臣们来说，却是莫大的荣耀，可以激发起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更好地效忠朝廷。同时，从社会层面来说，知识分子经过寒窗苦读，被朝廷选拔，得到为皇帝效力的机会，通过尽职尽力，尽忠尽孝，从而建功立业。在自己获得升迁的机会的同时，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这种加官晋爵和丰厚的褒奖无疑建立了一种示范效应，促使民间积极追求此种上升通道，形成一种社会秩序，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可以说，金凤冠虽小，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耐人寻味。
（二）同心盒
箱、匣与盒，是清代金银器中式样比较丰富的一类。但毕沅墓出土的同心盒则是个性化的制作。
同心盒中所镌「夫人汪德」，系毕沅正妻。汪德，苏州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于兰州，后以毕沅封典，诰赠一品夫人。同心盒中所镌「结发恩深，同穴同衾，天长地久，生死同心」之句，表明了毕沅对夫人的至深的感情。除此之外，毕沅还有二十二首悼亡诗，收录在【灵岩山人诗集】中，其中有一首诗云：
归田嘱我语喃喃，
对月锄怜独自芟。
花巷枉劳规夏屋，
锦溪何日挂春帆。
他生誓已镌金合，
同穴人应待碧巉。
依约琴台携手处，
墓门松影傍灵岩。
其中「他生誓已镌金合」应该指的就是此「同心盒」。在此诗的末尾，毕沅注曰：「予营生圹在灵岩山麓，拟遣椿儿扶櫬南归安葬。」诗集记载和墓葬位置以及出土金盒情况高度契合。毕沅与汪德的伉俪情深随着同心盒的出土而大白于天下。
在清代，毕沅夫妇不是孤例，屈大均与王华姜、孙渊如与王采薇，以及吴鼒与妻子的「倡随佳话」都是闻名于世的恩爱故事。只可惜他们的故事没有相关实物留下。
这件镌刻爱情誓言的同心盒，对于研究古代婚姻伦理的演变、清代文人的婚恋观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三、毕沅墓金器的工艺特点
清代金器的工艺集历代之大成。从出土和传世文物来看，金器的制作工艺发展至清代，已经非常完备，有范铸、模压、锤、焊接、铆接、錾刻、花丝、累丝、绞丝、镶嵌、鎏金、抛光、切削、焊珠、点翠等。毕沅墓出土的金器除金凤冠外，风格并不繁缛，代表了文人简约的审美情趣，但所用工艺却十分丰富。我们选择这批金器上出现的焊珠和点翠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黄金工艺技法来论述。焊珠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技法，点翠是清代大量使用的新兴技法，说明清代黄金工艺是在继承中又有发展。
（一）焊珠工艺
焊珠工艺，是将黄金小圆颗粒焊接于金器表面作为装饰。唐代【杜阳杂编】中所谓「金粟」应该就是指此。有的学者认为此工艺起源于西亚苏美尔文明，最早见于伊拉克乌尔皇室墓（前2560～前2400），战国时传至中国，其实未必。古代炼金时出现金珠很常见。工匠们为避免浪费将其装饰到金器表面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做法。由于这种做法能够取得独特的工艺效果，一度固定使用和传承，成为一种黄金工艺。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焊珠工艺制品是公元前266年至前221年之间的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出土的金耳坠。焊珠在汉代较为流行，后一度衰落，明清时，在首饰上仍有使用。毕沅墓出土的就是实证。
（二）点翠工艺
点翠是在金属等材料表面装饰翠鸟之羽的一种特殊镶嵌工艺，翠鸟之羽是金银器装饰设计中一种特殊的辅料，起到点缀美化的作用。用「点翠」工艺制作出来的金银器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这种工艺出现于明代中晚期，是宋代「铺翠」工艺的发展。点翠盛行于清代，在清中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传世金器表面也装饰有点翠。如现藏英国伦敦华莱士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的乾隆金瓯永固杯也采用点翠工艺。点翠用的翠鸟的羽毛以翠蓝色和翠青色为上品，其色彩艳丽，光彩夺目，且较难褪色。点翠用料非常讲究，据清代文献，翠鸟有「南翠」「北翠」之分，又有「硬羽」「软羽」之别，还有生翠、死翠的不同，生翠是从活体翠鸟直接拔取，光泽度更好。由于金边饰于边缘，形成的装饰效果更富丽堂皇。毕沅墓首饰上的点翠正是清中期点翠工艺盛行的写照。
综上所述，毕沅墓金器风格和工艺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从造型、题材、工艺、纹饰等方面与明代金器一脉相承。
四、毕沅墓出土的金器所反映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点
黄金在古人眼中，是财富的象征，且具有保值功能。人生前能置办几件金器或首饰，有条件的死后随葬金器，这是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人心中的传统民俗与文化。清代中期是乾隆盛世的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达官显贵更需要通过服饰礼仪文化来彰显尊贵的身份。从毕沅墓出土的金器来看，金器反映了社会文化生活和礼制习俗。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历史上继元代之后，由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第二个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有别于明代社会生活与行为规范、礼仪、舆服、禁忌的法令，并将其强制性地推行于全国，其中「剃发易服」的政令激化了满汉矛盾。
为了缓和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强化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体现政权的正统性，清朝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汉化，在思想上大力推崇孔子思想，兴办儒学教育，宣扬宋明以来提倡的程朱理学和伦理道德。儒家思想最根本的方面是宗法伦理思想，这是「礼」的主要核心内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是皇权统治中的礼制关系。清朝在封建礼制文化的影响下，继承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礼制、礼法观念，这从清代的诰封和旌表可见一斑。毕沅墓出土金凤冠正是体现这样的宗法伦理思想。
与明代同类墓葬相比，毕沅墓出土的金器嵌宝的数量明显减少了，这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审美的变化；其二，宝石的产量明显减少，这与清代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其三，有可能出现了实用金器和随葬金器的区分。以金镯子为例，光素而笨重的金镯有可能是随葬金器，并非生前所戴。这与手镯的来源有关，手镯作为手臂的装饰物，来源于人们最早萌生的一种朦胧的爱美意识，也有学者认为，手镯来源于原始婚姻中的抢婚制，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手镯最初的出现与图腾崇拜、巫术礼仪有关。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尚残存上古留下的习俗，如一些地方的苗族人从小就拥有一只由巫师举行仪式后佩戴的银手镯，俗称「保命镯」，作为驱邪保平安的护身符，死后随葬，保佑地下平安。金器的使用反映了当时的丧葬文化：无论是金器的造型、纹饰，还是在墓葬中的位置，都体现数千年来传承的灵魂不朽和死后升天的观念；并且金器的随葬还在潜移默化之中体现了清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体系。
清代中前期，统治者基本执行了禁止开采金矿的政策。这使得当时国内黄金产量不大。据统计，清代前期年产黄金不过5000两左右，且这是按最高产量估算，实际产量要更低。清中期有所增加，但两淮盐商每年采购黄金2000两进贡朝廷。更毋庸说，乾隆皇帝时常还会增加进呈黄金的数量，有时每年多达5000两，甚至7000两。如此巨量的黄金流入宫廷，这必然对当时的黄金供应产生巨大压力。毕沅墓能出土这么多金器已是相当不容易。从工艺上说，总的来看，毕沅墓的金器与明代同类墓葬相比没有出现非常显著的变异和革新。这一方面归结于清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明代均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代金器制作已达高峰，除点翠工艺外，其变化都不大。但毕沅墓正处清代的中期盛世，黄金工艺汇聚历代之大成，在艺术成就上没有超越明代。
五、结语
古人的随葬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变革、经济变化和风俗变迁。贵重的黄金工艺品尤其是人类文化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性存在，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示，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毕沅墓出土的金器也是如此。我们从毕沅墓出土的金器的品种、工艺、纹饰等层面，对清代社会发展情况、随葬制度的多样化表达方式做了论述与分析，可以看出，这批金器工艺精美，内涵丰富，有些凝聚着某种封建时代高度发展特有的「文化心态」，如随葬金冠的出现，反映儒家文化的宗法等级观念以及清代旌封诰命葬规礼仪。同心盒则体现文人士大夫对于婚恋所表达的特定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毕沅墓出土金器结合墓葬形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性个体与妻妾「夫妇恩爱、妻妾有别」的儒家伦理原则。从出土金器的数量、工艺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黄金工艺的发展水平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总之，毕沅墓出土金器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特色，是研究清朝社会的重要物质载体，对于复原清代社会历史、了解清代文化理念以及社会习俗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原刊于【收藏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