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相继出土3件形制奇特、工艺精湛的绿松石铜牌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谨就这些铜牌饰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神徽」的相关问题，略作说明。
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绿松石铜牌饰
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圪垱头西北清理的4号墓里出土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两侧各有二穿孔纽。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附着有麻布纹。」（图②）这件铜牌饰出土时放在墓主人胸前略偏左侧的地方。
1984年，在二里头四期的11号墓里，又发现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出土时也是放在墓主人的胸前，形制与1981年出土的相类同，长16.5厘米，宽11厘米。（图①）
1987年，在二里头四期57号墓里也出土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形制、大小与1981年出土的1件大体相同。
这3件绿松石铜牌饰形制奇特、纹饰精美，很快引起学者的关注。其实，这种铜牌饰在以往的著录里已有发现，可惜大都流散海外，目前共集录有16件。一般认为，流散海外的绿松石铜牌饰，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的可能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李学勤先生将这种铜牌饰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饕（tāo）餮（tiè）纹铜饰」，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绿松石铜牌饰与饕餮纹「神徽」
人类绘制的各种流行性图像，大都具有特定的思想蕴涵。二里头文化饕餮纹铜牌饰的寓意是什么？它的文化渊源在哪里？若要澄清这些问题，还得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神徽」谈起。
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本为「饕餮纹」
在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等器物上，屡见有雕刻精美的兽面纹「神徽」。其中，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上的「神徽」最具代表性。（图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当为「饕餮纹」。有学者还对这些「饕餮纹」的不同形式及其演变，进行考古类型学的划分。这些有益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后来，学者便把商周青铜器上面目狰狞的「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兽面纹「神徽」的「猪母题」图像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面形似猪首，睅目圆睁，口中有一对巨型獠牙。上方图像的上部，是表示天盖形状的符号。天盖下面是一张斗形方脸，其睅目和鼻子都与其下的猪形面孔别无二致。因此，这种「神徽」实际上应是「以猪为母题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图像早在河姆渡文化陶钵的「猪形图像」中已见端倪。
兽面纹「神徽」与帝俊伏羲氏
中国古代的神灵大都是祖先神的化身。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先民便已将自然界的至上神灵人格化。这个被人格化的至上神灵便是帝俊伏羲氏的化身。
我们赞同这种推断，主要因为以下原因。一是良渚文化玉器「神徽」和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器物上所见「饕餮纹」的形态，大都憨厚威猛，口部平齐，獠牙锋利，正与野猪的形象相类同。二是饕餮「贪食」的记录与野猪的秉性相同。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说：「盖饕餮本贪食之名，故其字从食，因谓贪得无厌者为饕餮耳。」三是体形硕大的猪名「豨（xī）」，与伏羲氏的名称相同。四是古史记载说明，帝俊与伏羲氏本是一人。由此可见，饕餮纹「神徽」本是中华先民将大型野猪的变体神圣化，来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化身的结果。
绿松石铜牌饰与龙凤图腾
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饕餮纹「神徽」，大都显得威猛粗犷、面目狰狞，野猪「母题」的蕴涵清晰可见。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铜牌饰，却显得抽象柔和，含蓄内敛，其「母题」蕴涵颇显神秘。但若仔细观察，这些铜牌饰可分为「梭形眼」和「圆形眼」两大类别，都应是龙凤图腾的变体。
「梭形眼」类铜牌饰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类同
「梭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因有醒目的「蛇首」，故被称之为「龙图像」。因为这类铜牌饰和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都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相符合。所以，它们都应是天神伏羲氏的具体象征。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虁身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圆形眼」类铜牌饰与凤鸟图像
「圆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酷似一只正视的猫头鹰。要澄清这种「鹰」类牌饰的思想蕴涵，还得从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及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常见的玉鹰饰谈起。这使我们联想到太阳神「踆鸟」的故事。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帝俊之妻，是生十日。」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创世神话有「日月俊生」的记录。这说明天神帝俊乃是太阳的父亲，也就是执掌太阳的至上神灵。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论衡·说日】也说：「日中有三足乌。」这说明「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天际的神鸟。考古发现仰韶文化的「金乌负日」图案，就是「三足乌」负载太阳运行的图像。这里所说的「三足乌」实际就是指「踆鸟」。
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当为「踆鸟」，也就是太阳神帝俊的化身。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凤鸟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史前器物上的玉鹰图像
河姆渡文化牙雕器上的「双鸟夹日」图形、赵宝沟文化的「金鸡报晓图」和大汶口文化的玉雕凤鸟，均为钩喙、长尾，学者多称之为「鹰」。凡「鹰」类鸟都属于猛禽，那么，神话中的「凤鸟」为什么会呈现「鹰」的形象？
史前器物上常见有鹰类图像，当属鸷鸟的范畴。【诗·大雅·大明】说：「时维鹰扬。」郑笺：「鹰，鸷鸟也。」【楚辞·离骚】载：「鸷鸟之不群兮。」王逸注：「鸷，执也。谓能执伏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中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这就是远古先民产生鸷鹰崇拜习俗的原因。
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和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大都刻铸在玉器或青铜礼器上面，如同装饰性图案。而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小巧玲珑、制作精美，上有穿孔，出土时置于死者腰部，显然是一种佩带型饰品。这些铜牌饰的图形，上承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下启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图案，实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帝俊伏羲氏的象征，故可称之为「华夏神徽」。
由此可见，二里头铜牌饰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玉猪龙和玉凤鸟的性质相同，应是夏王朝贵族（或巫师）进行祭典时佩带的法器，也是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