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金冠——西安仪表厂出土金饰考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煦 上海大学文学院
1988年10月，西安市莲湖区西安仪表厂在基建施工时，在距地表4米深处发现一批金花饰片。这批金饰埋藏于一个小缸内，上盖两块砖，缸已残。缸「从造型及胎釉看属中唐，砖饰绳纹也属唐代」。随后施工单位将金饰移交给西安市文物管理部门，现收藏于西安博物院。 此前这批金饰在西安博物院的藏品图录中刊出， 并在【金辉玉德】等重要展览中出现过，但一直未作深入研究，学界也关注不够。本文在考察完整资料后，现作如下介绍，并通过同类饰物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这批金饰数量较多，且已散乱，可分为二大类。一类是完整成形且有一定厚度的金片，依其形状为桃形、鸡心形、扇形金饰；另一类为轻薄且非完整的饰片、饰件，有梅花、六角形金箔，还有大量破碎零散的金、银、玉石、珍珠质地小饰件。
完整成形的金饰共有5件，其中桃形3件，鸡心形、扇形各一件。桃形金饰之一，高4.78厘米，宽3.37厘米，重5克。之二高4.4厘米，宽3.58厘米，重7克，之三已残损，仅有部分留存。（图1—1）；鸡心形金饰与前者相同，唯尖部偏向一边犹如逗号，高4.39厘米，宽3.72厘米，重5克。（图1—2）；扇形金饰已残缺，现残长8.3厘米，宽3.5厘米，重18克。（图1—3）。金饰件均为片状，其上以金扁丝弯曲成纹饰并焊接于底板上。饰件边缘为一圈联珠纹，内部则装饰以花卉，其间以细小的金珠颗粒填充，形成珍珠地的效果。背面平素，焊接有方形鋬供插接。上述金饰在花叶及联珠纹内，原应镶有珍珠、宝石等装饰，现均已脱落。金饰总体装饰华美、制作精工，即文献所言的「金筐宝钿珍珠装」，是高等级的女性装饰用品。
非完整成形的饰件较多，且已破碎零散。金箔片较为轻薄，多呈六角形，上有錾刻及镂空，形如花卉或雪花；银丝细长，有的多股绞成树桩状，有的部分弯折卷曲，类似弹簧。此外还有大量散乱的装饰品，如珍珠、绿松石、琉璃、玉片等物，部分同金箔片、银丝串装在一起。
这些金饰前期不明其用途，收藏单位依据其形制、纹饰特点，定为唐代妇女所用装饰品，现依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其性质渐趋明了。200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东郊发掘的唐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出土冠饰一组，冠饰为其夫人裴氏所有，裴氏葬于长寿二年（693年），迁葬于神龙二年（706年）。另一组冠饰为2013年隋炀帝萧后墓出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萧后去世，唐太宗诏复其位号，「谥曰愍」，备卤簿仪卫， 将萧后与隋炀帝合葬于扬州。 西安仪表厂出土的金饰在形制及组件种类上与前者高度相似（图2）。
桃形饰件在萧后及裴氏冠上均有发现。其中裴氏冠共有4件，高4.6厘米，宽约3.9厘米。萧后冠发现12件，长约4.5厘米，宽约4厘米，厚约0.3厘米，分三层排列；鸡心形饰件仅在裴氏冠发现2件，高约4.4厘米，宽约3.4厘米，饰件造型相同，唯尖头方向相反，呈左右对称；扇形饰件在萧后及裴氏冠上均有发现，且保存完整。裴氏冠有2件，呈条形且一端有勾云形，左右对称，长约16.4厘米。萧后冠同样有2件，长约18厘米，上下宽3.2厘米。从出土的完整饰件可知，仪表厂现存的部分约为原物的三分之一。与仪表厂饰件金质不同，萧后及裴氏冠均为铜质鎏金，饰件正面以珍珠镶嵌的联珠纹环绕，主体则为六瓣花卉，周围饰以花叶，由绿松石、珍珠和水晶装饰，底面则满饰鎏金铜珠。萧后冠饰件背面也有方形鋬，而裴氏冠则可见到粘接的痕迹。
六瓣花与六角形金箔片以及银丝在萧后及裴氏冠上均有发现，不过质地均为铜质鎏金。铜丝应为花树装饰之用，其中较粗的，是树桩造型，较细且类弹簧的，应是花枝。珍珠、绿松石、琉璃、玉石等组件，应是花树及冠上的装饰物，与鎏金花瓣、铜丝等一起组成花树。在裴氏冠上，残存有花树三棵，而萧后冠较完整，则有13棵花树。
上述饰件，经近年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可以判断为隋唐时期贵族妇女所用的礼冠。礼冠制度在隋代就有详尽的记载，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诏令吏部尚书牛弘、宇文恺、虞世基等人，综采南北朝礼仪之长，制定贵族妇女在礼仪场合所使用的衣冠制度。规定皇后「袆衣……首饰花十二钿，小花毦十二树，并两博鬓。……祭及朝会，凡大事皆服之」。贵妃及以下各级贵族命妇，均依据其身份高低，依次减等。唐承隋制，建立之初颁【武德令】，皇后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种。其中「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内外命妇首饰则为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也」。其中第一品花钿九树，第二品花钿八树，以下至第五品花钿五树。这种礼冠可能在北周时期就初具形态。【隋书•礼仪志】记载，「后周设司服之官，……皇后华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以命数为之节。三妃、三公夫人已下，又各依其命」。可见北周时期花树已出现在首饰上，隋唐时期是其因袭和发展。
综合文献及考古发现，现可以判断礼冠的要素构成。长条勾云形饰件，应为文献记载的「博鬓」，而桃形、鸡心形饰件应为「宝钿」。萧后去世后，「诏以皇后礼」与炀帝合葬于扬州。现今萧后冠较完整，有二博鬓，12宝钿，及13棵花树，与文献记载的皇后礼仪基本吻合。因而学界判断隋唐贵妇礼冠由博鬓、花树及宝钿构成，萧后冠、裴氏冠及仪表厂冠均有这三要素（表1）。
由于历史上盗掘等原因，隋唐时期礼冠出土较少，部分墓葬仅存三要素之一。有8座墓出土花树残片，分别是史道洛夫人康氏墓（显庆三年，658年）、新城长公主墓（龙朔三年，663年）、温绰夫人赵氏墓（咸亨元年，670年）、史诃耽夫妇墓（咸亨元年，670年）、濮王李泰妃阎婉墓（天授元年，690年）、华文弘夫人陈氏墓（神龙元年，705年）、节愍太子墓（景云元年，710年）、金乡县主墓（开元十二年，724年）等。出土桃形宝钿的，为史射勿墓（隋大业六年，610年）。出土的花树残件，除有鎏金铜箔花瓣、弹簧状铜丝花枝及多股铜丝拧结成的树桩外，还有玻璃制成的花朵、花蕾等物，宝钿亦为铜质鎏金。这种随葬礼冠的习俗，可能出自隋唐时期的「朝服葬」制度，在唐太宗燕妃碑文中也有赐葬「首饰、翟衣」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礼冠无论是以皇后礼仪下葬的萧后、新城长公主，还是包括太子、亲王级别的节愍太子、濮王李泰妃及各等级的命妇，其礼冠虽花树、宝钿数量不同，但质地均为铜质鎏金，无一例外。这与仪表厂冠饰的金银质地完全不同，因而其等级应高于前者。
仪表厂金冠缺少直接的纪年证据，需要寻找其它旁证。在其宝钿及博鬓周围，围绕着一圈联珠纹，这些联珠纹同样出现在萧后、裴氏冠上，联珠纹里镶嵌了珍珠，环绕在花卉的周围。联珠纹是中古时期常见的装饰纹饰，主要流行于北朝至盛唐前期。吐鲁番联珠纹织物出现在6世纪50年代后期，到7世纪50至80年代，发展到极盛，而后迅速转入衰微。唐代则主要集中在高宗永徽四年（653年）至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在敦煌，联珠纹图案盛行于隋开皇后期至武德年间。在长安，联珠纹则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安伽墓石榻，到神龙二年（706年）的懿德太子墓武士俑衣纹，遍布于金银器、瓷器、砖瓦、陶俑、石刻之中。
从现今礼冠出土的情况看，确定为隋代的1例，为史射勿墓宝钿（隋大业六年，610年）；唐高祖与太宗朝的1例，为萧后冠（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高宗至武则天时期的5例；中宗至玄宗开元年间为4例。故礼冠总体上盛行于高宗至玄宗前期，这也与联珠纹的流行时间相一致。考虑到这只是下葬年代，礼冠的实际制作时间应当前提，仪表厂金冠制作时间也应在此区间内。如果细致观察，仪表厂金冠从形制到纹饰与裴氏冠更为接近，不仅均有逗号形宝钿，而且均以花枝围绕着主花装饰布局，特征十分明显，故仪表厂金冠制作时间应与裴氏冠（长寿二年下葬，693年）相去不远。
综合上述资料，仪表厂金冠应是隋唐时期贵族妇女的礼仪用冠，较大可能性在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制作，为目前所出土礼冠中等级最高者，显示拥有人具有极高的地位，不排除皇后的身份。金冠比其收纳容器的年代——中唐时期要早，即金冠应当是存世了一段时间后才埋入地下。
二
据征集者王长启先生回忆，金冠出土于大庆路以北的西安仪表厂内，而具体位置不详，这需要对相关区域进行精确考察。仪表厂厂区位于西郊玉祥门外大庆路以北，陇海铁路之南，厂南门正对劳动路。厂区的东侧是原西安仪表工业学校，现为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学校及厂区以北，是仪表厂104小区。大庆路以南、劳动路以东，为西仪101、103小区。
今日西安仪表厂的位置，处于隋唐长安城休祥坊范围之内。休祥坊在长安城西北角，是朱雀门大街西侧的第四列街坊，坊南临开远门至安福门的横街，其东为辅兴坊，西为普宁坊，南为金城坊，北为安定坊。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依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唐代长安考古纪略】，马德志先生在安定坊的发掘，以及史念海先生在此基础上的复原，休祥坊的位置已渐趋明了。休祥坊对应现今位置大致是：东侧至劳动北路、西仪坊路；南侧至桃园东路、劳动公园北面，并向东延伸至劳动路；西侧以桃园北路为界；北侧在西斜路以南（图3）。
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休祥坊内有众多住宅、寺观及古迹，古迹有汉顾成庙遗址，庙北为汉代奉明园，奉明园之北为汉奉明县遗址。以十字街为基准，坊东北隅为崇福寺，东南隅为万善尼寺，寺西为昭成尼寺，坊南门西侧为武三思宅。另有延唐观也位于此坊。万善尼寺始建于北周大象二年，开皇二年移寺于新大兴城，「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著名的李静训墓即葬于此处。万善尼寺西侧的昭成尼寺，建于隋大业年间，原名为慈和寺，玄宗先天二年，因为其生母昭成皇后追福，改为昭成寺。此外，武三思宅也曾为中宗安乐公主置办过婚事，使用过皇后的仪仗。
图3 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之唐长安城西北角
从金冠的等级看，前述北周皇后、安乐公主、昭成皇后或都有可能。不过，从金冠残片出土地点看，似与这几位无关。休祥坊内现可精确定位的是李静训墓，据发掘报告称，该墓「是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西安市区建设，在城西的梁家庄附近工地发掘的。……此墓的位置，在今西安市玉祥门外西站大街南约50米处。」通过【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报告配图、【西安历史地图集】及【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的标注，可知西站大街即今日之大庆路，梁家庄位于劳动路以东、西安仪表厂101家属区之南，李静训墓在西仪101小区内，从而万善尼寺的位置可以明晰。万善尼寺位置的确定，可知在寺西侧的昭成尼寺，应在大庆路以南、劳动路以西的地方，武三思宅则更偏西，可能在劳动公园的北面。尽管金冠的出土具体位置不详，但由于仪表厂厂区在大庆路以北，万善尼寺、昭成尼寺、武三思宅等均位于坊之南侧，故这三者均可排除。除此之外，在该时段亦无重要人物、机构位于大庆路北侧。况且此地在隋唐时期位于长安城中，应非墓葬所出土（李静训墓葬万善尼寺内，是为特例），只有位于坊东北隅的崇福寺，方符合这个条件。依据万善尼寺的坐标，崇福寺位于仪表厂厂区东北、西安理工大学高等技术学院校区北部（原西安仪表工业学校）及仪表厂104小区这一范围之内。广义而言，这些都可算作从仪表厂出土（图4）。
图4 仪表厂、休祥坊古今位置对比
张煦依据【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附图改绘
崇福寺本是唐侍中、观国公杨恭仁的住宅。咸亨元年（670年），以武后外戚缘故，立杨恭仁故宅为太原寺。至垂拱三年（687年），改名为魏国寺。载初元年（689年）又改名为崇福寺。此后至唐武宗会昌毁佛时废毁。据【历代名画记】及【长安志】记载，该寺的寺额为武则天飞白书题写。崇福寺的兴建与武则天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武则天生母荣国夫人杨氏，是隋观王杨雄之弟杨达之女。杨雄及弟杨达，属「弘农杨氏」，是北朝以来著名的世家大族，「观王房」在隋及初唐有着显赫的身份。杨雄为隋太子太傅、司空、观王，杨达也累任工部尚书、纳言。而杨雄之子杨恭仁为唐高祖朝宰相，另一子杨师道则为太宗朝宰相。武则天父武士彟初娶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相里氏去世后，经唐高祖李渊介绍，又娶杨氏为继妻，生三女，武则天为其二女儿。武士彟去世后，前妻之子对待杨氏「不尽礼」，此后武则天随母返长安，并被招入宫廷。因此，武则天及杨氏一直对武氏诸子怀有嫉恨，武则天初为皇后时，将元庆、元爽等贬斥远州，而将其姐之子贺兰敏之改为武姓，承袭武士彟的爵位。直到贺兰敏之死去，才将兄子武承嗣、武三思召回。可以想象，在武则天立为皇后的初期，偏重杨家，借用杨家的望族背景抬高自己的身份，是武则天巩固其地位的重要手段。到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杨氏一族仍然受到重用。武则天尝说：「我今当宗（武氏）及外家（杨氏），常一人为宰相。」其后任用杨执柔为相。
崇福寺设立及名称的演变，与武则天的地位变化密切相连。咸亨元年九月（670年），荣国夫人杨氏去世，高宗命百官前去祭吊，并追封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武则天请用旧宅改建为佛寺、道观，为母亲追福。于是以长安休祥坊杨恭仁故宅为太原寺，颁政坊杨达故宅为太平观，洛阳游艺坊武后母杨氏宅为太原寺。此外在太原也利用武氏旧宅改为太原寺。正如武则天在【方广大庄严经序】中所言：「凡是二亲之所蓄用，两京之所旧居，莫不总结招提之宇，咸充无尽之藏。」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为帝，执掌政权。九月改元光宅，追尊武士彟为太师、魏定王，母为魏王妃。至垂拱三年（687年）二月，改太原寺为魏国寺，观为魏国观。永昌元年二月（689年），武则天「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置崇先府官。」其后长安、太原魏国寺、观又改名崇福寺、观。东都魏国寺在天授二年（691年），改名为福先寺。上述寺观的设立及改名，武则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凸显出崇福寺作为武周朝皇家功德寺的特殊地位。
武周时两京崇福寺、福先寺及太原的北崇福寺高僧云集，这些僧人在译经、进呈【大云经】及奉迎佛舍利方面尽力为武则天个人及武周政权发挥作用。在长安崇福寺，僧慧立曾任西京太原寺主，初撰【慈恩三藏行传】五卷，后由彦悰增补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华严三祖法藏法师，咸亨元年因武则天在长安建太原寺，法藏由此剃度为僧，后为崇福寺主。此外，日照（地婆诃罗）、怀素、智升等多位高僧，都曾经在长安崇福寺驻留传法。
在写经方面，荣国夫人去世后，武则天曾为已逝父母造【妙法莲花经】三千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三千部，时长安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太原寺主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等多位高僧参与其中，据学者研究抄经地点应在崇福寺内。而今多件写经残件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图5）。在译经方面，武则天当政期间有多部佛经被翻译。垂拱四年（688年），日照在西太原寺等处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十八部。洛阳福先寺为当时译经中心，有专设的翻译院，菩提流志、天智、义净在此译经多部，武则天特撰【三藏圣教序】置于经首。进呈【大云经疏】，是武则天称帝前的重要舆论工作。载初元年（690年）七月，东魏国寺（福先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之上，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九月，武则天称帝，国号易唐为周，改元天授。
武则天热衷于崇佛，在为皇后及称帝期间，除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兴办佛事外，她也多以个人身份，对包括崇福寺在内的佛寺、道观施以捐助支持，如题额，供奉衣物、金钱、造像、器具等。综合文献，尚可见以下事例（表2）：
唐高宗与武则天曾在显庆五年供奉过法门寺佛舍利，并供施九重宝函。至长安四年（704年）冬再次隆重接引，迎佛舍利者为凤阁侍郎崔玄暐、崇福寺主法藏等十人前往法门寺。迎取至长安城，舍利先置于崇福寺「皇堂」内，其后送至东都明堂供奉。至中宗景龙二年才返回法门寺。
永昌元年正月（689年）武则天服衮冕、御明堂，天授元年九月（690年）称帝，改国号为周。这样，武则天就不再以后妃的身份出现于礼仪场合，而改用衮冕。或在此时，武则天将象征皇后身份的金冠供奉在自己的皇家功德寺院——崇福寺。
金冠埋藏的时间，可能与会昌毁佛有关。会昌五年秋七月（845年），唐武宗敕令并省天下佛寺，崇福寺在废毁之列。虽然宣宗登基后尽力恢复，也仅是将义宁坊化度寺改名为崇福寺。从出土情况可见，金冠已散乱不全，埋藏于一个中唐时期的小缸内，上盖两块砖。这种埋藏方式，显然与金冠等级及佛教供奉方式不符，应当是一种匆忙草率的行为，或是在崇福寺废毁时埋藏。
总之，西安仪表厂所出土的金冠，从材质看是目前所见唐代命妇礼冠等级最高者，要高于前朝萧皇后，及本朝以皇后礼葬的新城公主；金冠的时代在唐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造型纹饰与武周时期的裴氏冠最为相似；从金冠的出土地点判断，与崇福寺的位置最为接近；从崇福寺在武周时期的特殊地位看，武则天有可能在此供奉金冠；从唐代帝王后妃对佛寺供奉记载及出土实物看，武则天也是最大的赞助者。基于上述理由，推测金冠可能是武则天所供奉，它应是反映武周时期政治和佛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实物见证。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2年冬之卷，注释请参考原文]
来源 | 形象史学、文物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