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迄今已逾 5300 年，已被确认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并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其之所以倍受重视，原因之一是凌家滩文化与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被学界认为是 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 中心，其出土玉器数量可观、技艺精湛、造型独特、意象深邃。
诚然，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绝大多数玉器，对于凌家滩先人而言，绝不是单纯的艺术品，「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世俗生活的需要，理应是信仰活动的用物」，是令人敬畏和尊崇的祭礼器。然而，凌家滩遗址是新石器时期聚落，其出土玉器无论凌家滩先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制作和使用，在五千余年的时光消逝中，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已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留待今人揭开和解读，当其再度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除却专家学者，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最直接展露出的是艺术价值，其直观表现和传递出的艺术语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
图腾是人类历史上古老悠久、分布广泛且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之一，图腾观念渗透史前人们的思想和血脉。图腾通常是氏族的族徽，是氏族祭奉神灵之载体，对内其是团结族群、维系组织的标志，对外图腾是区分群体、彰显力量的象征，因此，图腾特色鲜明，形态各异，是本氏族和部落的标志。凌家滩作为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其必然有着图腾族徽。
凌家滩遗址历经1985至2017年七次考古挖掘，共计出土器物2000余件，其中玉器即超过二分之一，发掘范围主要集中于凌家滩的祭祀墓葬区。目前，1998年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鹰（98M29号墓葬出土，图1），已被认定为凌家滩部落之族徽，该件玉器造型和纹饰实属特异，全国范围内至今尚未发现同类器物，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其为鹰首猪翼，中心刻有八角星纹符。「鹰、猪、太阳三位一体，从其形象判断很可能是鹰、貘、‘太阳’三部落联合体的图徽，也就是部落联盟的复合性‘图腾’，或其孑遗」。
凌家滩部落的原始图腾是以猪为形象的，原因有三：一是凌家滩遗址07M23号大墓出土了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玉猪（重达176斤，图2），07M23号墓为凌家滩遗址发掘以来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墓葬，墓主判定为集族权、军权和神权为一身的部落首领，该墓葬甚至打破祭坛，足显其地位之高，而出土玉猪即在契入祭坛之位置，且「置于墓顶，对应在墓主胸腹之上，当然具有祖先神的性质了，只能将其理解为当时凌家滩人所崇拜的图腾神物了。」此外，该墓还出土有一枚小型玉猪（图3），且玉材优质。
二是猪已成为凌家滩人主要饲养的对象，「在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动物中，猪的数量是所有动物中最高的，如此高的比例说明猪由当地出产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也就是说，猪是当地动物」。
三是因传猪为 凿开鸿蒙之神兽，为创人世奠定根本 ，故上古时期以猪为图腾的部落不在少数，如「被庄子尊为‘挈天地’之 豨韦部落即世代崇拜猪神」，因为无论是野猪的凶猛威力，还是家猪的肥壮丰硕，都是远古先人所崇拜的。凌家滩遗址98M16号墓出土的玉猪龙（图4），亦可佐证。
因此，不难解释其猪翼的图纹表现，然而，鹰纹和八角星纹对于凌家滩人而言，则无疑属于异纹，与猪形象的结合，是异物同构的现象。鹰首呈侧视状，钻孔巧妙地设计为眼部，喙部突出呈勾状，气势非凡。河姆渡文化出土的骨器、牙器、陶器纹饰中均有精美的鸟纹，可见其重要地位，「【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嗥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故鹰鸟类很有可能是我国东部沿海部落诸如河姆渡氏族所尊奉的图腾，据考古界考证，红山文化很有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红山文化崇拜的图腾即为神鸮（图5），后因小冰河时期的到来，红山文化部分族群逐渐南迁至巢湖流域，故而与凌家滩部落产生交集。
玉鹰之胸腹部刻有圆形图案，内有八角星纹，「目前学术界已公认为大汶口文化太阳符号」，而早期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范围辐射达至江淮之地，凌家滩文化即在其中，「凌家滩墓地居民接受了大汶口文化谱系的文化影响」。远古时期，「若干个集团在为生存而进行的与自然界和其它氏族的抗争中，为增强斗争的力量，逐渐聚集，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氏族集团。」「但是任何部族都不可能忘掉自己世代传承的图腾崇拜而从零开始去塑造新神。他们只能在原来的崇拜对象上叠加新的崇拜对象，构成复合式的衍生图腾。」中华民族的龙图腾亦由此类方式演化生成。凌家滩玉鹰，鹰、猪、太阳三位一体，印证了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其独特的纹饰艺术语言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华夏民族包容聚合的精神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