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老
带钩，即古人束腰用的腰带扣，是我国古代服饰中的一种重要构件，由钩首、钩体和钩钮三部分组成，其形制一端有钩，另一端有钮。带钩长的尺余，短的寸许。
带钩的主要用途是连接革带两端的作用，使革带牢固地系着衣袍，另外还用来佩挂印章、铜镜等随身的小物件。
虽然带钩的造型与我们现在使用的腰带扣不同，但功能却相同。制作带钩的质料一般以铜、铁为主，也有金、银、玉、石等。
带钩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带钩，是1972年浙江桐乡县屠甸乡金星村遗址中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带钩。
关于齐国带钩起源问题众说纷纭，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春秋早期齐国贵族阶层已经使用带钩。
【管子·小匡】记载有「管夷吾亲射寡人，中钩，殆于死」，【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射中小白带钩」等的记载。
那么，带钩是古人用来干什么的？考古显示：不止作腰带钩，还有特殊用途……
一、齐国带钩的历史渊源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大概除了专门从事考古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工作的，带钩可能很少被人知晓或关注。
它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名声大震，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源于春秋时期齐国的一段历史。
齐襄公时，国政混乱，为了避祸，管仲、召忽保护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保护公子小白逃到莒国。
公元前686年，齐襄公遭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次年，公孙无知又被雍廪杀死，齐国无君，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相入齐抢夺君位。
管仲与公子小白在莒国边境交战，管仲一箭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假死瞒过。公子小白被立为桓公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坐囚车来到齐国，桓公要杀管仲。
鲍叔牙向桓公推荐管仲说：「管夷吾有才能，可以帮助治理国家。」桓公说：「他是寡人的仇人，寡人一定要杀死他。」
鲍叔牙说:「臣听说贤明的君主不计较个人的恩怨。
如果君主想治理好齐国，那么高氏、国氏和臣就够了。如果君主想称霸诸侯，非管夷吾不可。
难道君主真的要舍弃他?」桓公同意召见管仲，派鲍叔牙在城郊迎接他，把他从囚车中释放出来。桓公以礼相待，使管仲地位在高氏、国氏之上，委以国政，号为「仲公」。
管仲箭射小白这一历史事件，【史记】、【管子】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由此看来，带钩虽是古代服饰的一种构件，但对我国古代历史的影响却非同一般，特别是对齐国历史的影响更是非同寻常。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枚带钩改写了齐国的历史。
假如管仲没能射中小白带钩，齐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可能就不会有「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的历史。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以至后来齐国所出现的「工盖天下」「器盖天下」「齐冠带衣履天下」「徕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鼎盛局面。
二、齐国带钩的造型与装饰艺术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必然对齐国带钩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的带钩造型与装饰，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齐国带钩，受齐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影响，在造型和装饰上以变化丰富、形式多样、重实用求美观为显著特色，不拘一格的造型与装饰风格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春秋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
春秋时期的齐国带钩，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带钩相比，在造型与装饰上可谓别具一格，其艺术风格鲜明。
比如1994年出土于山东海阳嘴子前村春秋墓中的一件青铜带钩，就充分体现出齐国带钩设计者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和创新精神。
这枚带钩整体形象为一引颈昂首的小兽造型，尾部回卷为钩。兽首造型为引颈翘首，宽耳圆目，大口露齿;兽身造型为侧面，前后有两肢，饰有勾线凹弦纹。
这件带钩造型将小兽警觉地向远处翘望的神态，优美矫健的躯体，随时准备奔跑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带钩的背面还设置四个半环形小鼻，应该是镶装革带之用。
这与其他带钩通常在背部有较为普遍的钩钮明显不同，而是用四个半环形小鼻替代，其功能应该是相同的，相比钩钮其固定效果应该更好。
这充分体现出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在追求美观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用性。
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主墓出土的10件带钩，其中的2件金质带钩，钩首呈马首形，造型简洁明快，无任何纹饰。
另外8件铜质带钩，分为四种造型样式。
其一，带钩器体较短，钩部造型为马首形，两侧饰有双目，尾部造型宽大；
其二，带钩器体较长，钩部较短，钩首呈马首形造型，两侧饰有双目和马口，器体的尾部与第一种带钩尾部造型相比，显得较细;
其三，带钩器体较为细长，钩部短小，两侧无纹饰，器体尾部呈椭圆形；
其四，带钩器体与第三种带钩造型样式相比，显得更为细长，钩部更为短小，整个器体无任何纹饰。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晚期采用黄金铸造带钩，除秦国外，齐国是最早使用黄金制作带钩的诸侯国之一。
临淄郎家庄金带钩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齐国手工业生产的繁荣。
(二)战国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
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齐国带钩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许多带钩的造型和装饰使人耳目一新，器形更加丰富多样，装饰更加丰富多彩，充满新的时尚和审美趣味的造型与装饰越来越多。
由于区域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各诸侯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风格，其差异显得较为突出。
同时，由于地域间各种形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造成彼此之间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带钩造型和装饰艺术风格既具有共性又富有个性特征。
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出土的45件铜带钩，虽然为战国早期所造，但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看，已明显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趋势，从带钩造型看，就有10种样式。
首先从带钩造型看，有的体形细长，钩首作鸟头形，勾喙;有的体形较瘦较长，钩首呈鸟头形，平喙；有的钩首为鸭头形，颈浑圆;
有的带钩作琵琶形，鸟首状钩，凹背；有的钩首作鸭头形，还有眼睛及鼻沟，造型生动，惟妙惟肖；也有钩首为鸟头形，方喙，方颈，柱端宽短，平背;还有钩首作方形，柱端厚圆。
总之齐国带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丰富。
其次从带钩装饰看，有的带钩柱端正面饰有卷云阳纹；有的柱端正面饰有卷云纹，纹饰和鸭眼部位还错以红铜;
有的柱端正面饰有涡旋纹；有的柱端正面饰有勾连纹;还有柱端正面饰有「X」形点线纹。整个纹饰布局自由灵活，变化丰富。
尤其是卷云纹、勾连纹、涡旋纹装饰的带钩，其纹饰布局表现出极大灵活性，线条流畅，形态各异，纹饰优美。
临淄东夏庄墓地LDM3、LDM4、LDM5、LDM6四座战国墓出土的59件青铜带钩，经专家考证，属战国早期带钩，同样反映了这一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多样化的风格趋势。
这59件带钩形体长短不一，有的钩体较长，有的钩体较短，还有的钩体作兽的造型。带钩造型与装饰有多种样式，器体或作匙形，腹部较厚无折棱，饰有卷云。
纹；或作匙形器体，腹部有两条折棱，无纹饰；或作琵琶形器体，平背，鼓腹，钮近尾部，腹部饰有重环纹；或器体呈琵琶形，钩首为鸭首状造型，凹背，鼓腹，无纹饰。
这些精美带钩的发现，充分反映了齐国手工业生产的繁荣景象。
临淄淄河店二号战国墓LZM2出土的16件青铜带钩，也是战国早期的制品，从中可以看出齐国带钩设计者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和创新精神。
有的带钩造型钩部像鸟首，有双眼圈，喙部有两孔，颈部还饰有长羽毛。
有的带钩造型整体似鸟形，或大眼圈，喙部有孔；或小眼圈，喙部有纹，颈部有长羽毛装饰;或双眼圈，颈部装饰长羽毛,造型和纹饰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战国中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发生了明显变化，涌现出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器形，许多带钩的造型给人以全新的感觉。
不仅如此，在带钩装饰方面，装饰手法越来越多样化，纹饰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求新善变、不拘一格是这个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最鲜明的特征。
临淄相家庄三号战国墓LXM3出土的两件青铜带钩，可谓这一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风格典型代表。
这两件带钩造型与装饰，其中一件呈双体形，鸟首状钩，颈以下有两个并列的钩体，中部有凸起的鸟首将钩体连为一体。
背部有一铆钉状钮，腹部各有两道脊棱，颈腹结合处饰对鸟纹，两鸟相对，喙相互连接，钩体造型犹如长尾鸟一般。
另一件带钩造型也呈双体形，与上一件带钩造型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颈和腹结合处有5个同心圆纹饰。
这两件带钩，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看，在其他诸侯国同类器中都不曾见到，其构思之巧妙，造型之独特，堪称这一时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求新善变、不拘一格的典范。
相家庄五号墓LXM5出土的十多件青铜带钩，也属于战国中期齐国带钩。其中一件器体呈琵琶形，钩首为鸟首状造型，短颈，腹部宽厚。
腹和钮用金丝、片镶嵌涡云纹及「S」形纹。带钩的造型与纹饰的布局浑然一体，显得极为和谐，可谓独具匠心。
临淄单家庄一号战国墓LSM1出土的3件青铜带钩，也是战国中期齐国制品。其中一件为琵琶形，器体窄长，鸟首状钩，凹背。腹部饰错金，嵌绿松石几何云纹。
另一件形体瘦长，钩、颈、腹均饰错金，嵌绿松石几何云纹。还有一件，形体粗短，钩首为鸭首状造型，平背，鼓腹。腹部饰卷云纹。
将错金与镶嵌绿松石运用于带钩装饰，更增添了光彩夺目、绚丽多姿的装饰艺术效果，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齐国带钩装饰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战国晚期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可谓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新奇的造型不断涌现，许多带钩的器形前所未见，令人耳目一新。
特别是各种装饰工艺的娴熟运用，如金银错、嵌绿松石、鎏金等技术，为创造形制精巧，纹饰精美，做工细致，流光溢彩的带钩带来极大便利。
繁缛复杂的纹饰结构以及精湛的装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齐国青铜带钩装饰艺术效果。
同时，由于区域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域审美标准的不同等多种因素，也使得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带钩造型与装饰更加丰富多彩。
20世纪60年代中期，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的金质带钩，更是把这一时期齐国带钩造型新奇、繁缛华丽的装饰风格推向了极致。
这两件金带钩，经专家考证，为齐国所造。
其中一件，器体呈扁圆形，钩首造型呈兽头形，钩身分布四抓，钩身下部为采用浮雕和镂刻手法表现的一大兽面造型纹饰，巨大眼眶内各镶嵌黑料珠一枚，钩身两侧各盘绕一条夔龙纹。
此件带钩整体造型大气厚重，纹饰繁缛精致，颇有王者风范，尽显狞厉之美。
另一件器体呈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钩身造型为一长耳双角的兽头形，双目圆睁，獠牙外露，面貌狰狞，钩身分布有四肢及抓，两侧还各蟠绕一条小蛇纹。
该件带钩构想奇异，造型精巧，铸造精美。特别是繁缛精细的纹饰采用浮雕的手法加以表现，使器体更加光彩夺目，彰显华丽之美。
这两件金质带钩，堪称同时代各诸侯国带钩中的珍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战国晚期齐国带钩繁缛华丽之风的典型代表。
纵观齐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带钩，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特别是战国时期齐国带钩造型和装饰艺术风格表现得尤为突出，地域特色更为鲜明。大量出土的齐国带钩，是对司马迁「齐冠带衣履天下」这一著名论断的最好明证。
齐国带钩以不拘一格的造型观念，丰富多样的装饰手法，为后世了解齐国带钩发展历史与艺术风格，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齐国带钩艺术是齐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服饰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深入探究齐国带钩造型与装饰艺术及其特色，不仅对构建一部完整的中国服饰文化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现代艺术设计与实践也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