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镶嵌艺术产生于夏商周时期。例如夏代二里头文化的镶松石兽面纹的铜饰牌，具体用途不清楚，但制作精美，松石镶嵌得很满。
商代妇好墓出土了著名的嵌松石象牙杯，也镶嵌得非常精美。绿松石是中国古代工艺，尤其是比较远古的镶嵌工艺中常用材质之一。
周代有嵌螺钿的兽面壘，这是在青铜器上镶嵌。战国到汉代，错金银的工艺登峰造极。
错金银也是一种镶嵌技术。例如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错金银虎噬鹿的器座，非常漂亮。
这些文物表明中国的镶嵌艺术在很早时间就非常成熟了。
螺钿
目前发现最早的螺钿镶嵌，就是周代兽面壘。从周代起，螺钿就成为镶嵌艺术的材料。
螺钿就是以螺类、贝类的外壳为原料。中国货币最原始的形态是贝币，贝就是贝壳。到今天货币的「货」字底下还是一个「贝」字，证明早期的货币概念就是贝。
宋代以后，出现大量铸铜。因为铜香炉跟钱有关，钱是铜钱，是计重制的，铜的分量对以钱的多少，所以大家都愿意铸造铜香炉，这是价值观的影响。
贝壳相对容易获取，加工也比较简单。贝壳本身有美丽的自然光泽，赏心悦目，尤其各种贝类不同，所折射出来的光泽也不同，这是受市场欢迎的潜在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豪门贵族喜欢斗富，大家拿出自己的宝贝争奢斗富，这种风气也推动了镶嵌艺术的发展。
【北史】记载魏太后曾赠给和尚「七宝胡床」，「胡床」就是马扎。「七宝」佛经上有各种记载，各种记载中一定有砗（chē）磲（qú）。「砗磲」指一种比较大型的贝壳。
圆明园遗址留下一个砗磲形状的大石雕，呈波浪状。
【法华经】记载的「七宝」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玫瑰就是美玉，砗磲就是大贝壳。
日本有一种「七宝烧」类似于景泰蓝（掐丝珐琅）。不同之处是掐丝珐琅所填的彩料是不透明的，七宝烧所填的彩料是透明的，玻璃感特别强。
螺钿工艺作为美学追求，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它最早是一种财富追求，有价值感。但到了唐代以后，货币形态发生变化，彻底摆脱贝币形态。
所谓彻底摆脱，就是在记忆中完全消失。
当社会不认为贝壳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螺钿镶嵌就变成了美学追求。
今天所能见到的漂亮的嵌螺钿的实物是唐代的。
正仓院
唐代最著名的嵌有螺钿的器物，今天大部分都存在日本。
日本奈良有一个东大寺，寺里有个仓库，称为正仓院。
正仓院是一个皇家仓库，分为南仓、中仓、北仓，公元728年由圣武天皇建立。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整个正仓院划为皇室专有。
这个仓库就跟唐明皇的百宝大盈库一样。
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就将天皇所有日用品及珍宝统一入库，保管起来一直延续至今，使我们得以看到如此美丽的瑰宝。
当时，东大寺认真谨慎，宝物入库的时候有一个【献物帐】，「献物」就是贡献出来的物品。
【献物帐】就是献物的清单，与法门寺地宫里的【衣物帐】非常相近。可见，唐代的中国和日本都有非常严格的制度，入库都写单子。这份单子对后人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实物本身，让我们可以对照出这些宝物当时的名称。
日本圣武天皇所生活的时期跟唐玄宗李隆基的年代大致相当，他生活中很多用品都是从中国运过去的。日本当时极力采纳唐朝的文物制度，所以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品非常感兴趣，派出许多遣唐使把唐朝的物品带回日本 。因此正仓院中收藏的唐代文物，反映出盛唐时期的一个文化艺术高度。
正仓院中收藏的宝物种类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唐朝传入日本的文物，显然是中国的东西。第二类是西域经过中国传入日本的文物，包括带有中国汉文化风格和西域风格的物品。第三类是奈良时代日本模仿中国的文物。第四类是奈良时代日本人自己制造的物品。
日本的奈良时代跟我们的唐朝基本平行。
正仓院本身是一座很朴素的建筑，没有复杂的结构，作为仓库距今一千二百多年。
它里面所收藏的这部分文物，不仅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全世界的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极大贡献。
因为正仓院中的文物一直是传世保留下来的，而不是挖掘出来的。
一个物品在生活中能保持上千年非常的困难，这些珍品在日本一千二百多年来没有经过任何骚扰，可见日本对文化的尊重。
今天能够看到的唐朝最准确、没有走样的文物，往往是在正仓院。例如唐代乐器中有嵌螺钿的四弦琵琶、五弦琵琶、阮咸，在正仓院都可以看到新的，像新的一样。不看到这些琵琶，我们很难想象唐朝的那种奢华生活。
实物结合唐朝的文字记载，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儿。例如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四弦一声如裂帛。」这里说的就是四弦琵琶。正仓院里的四弦琵琶，可以使证物与文献相对应。
正仓院中还有大量螺钿漆盒、铜镜等。这批唐代嵌螺钿的文物有共同特征，就是在镶嵌螺钿的同时，辅以琥珀、玳瑁等材质，颜色鲜艳而有变化，非常漂亮，可见当时中国的皇室贵族非常推崇镶嵌艺术。
宋元螺钿器
宋代以后，螺钿镶嵌依然作为奢侈品出现。
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记载，宋高宗巡幸张俊家，张俊进献大量礼物，那个礼单今天念起来得念一个钟头。
最著名的礼物有16件汝窑，漆器有10件「螺钿盒」、10件「犀皮盒」，这些漆盒均用织金的锦绸缎承垫，可见对这些漆盒非常重视。
元代以后，螺钿的发现相对很少。1966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过元代「广寒宫」黑漆螺钿盘残片，这个残片非常重要，导致后来对一些螺钿艺术品重新定代。
从这块残片可以看出来，它的工艺特征跟前后都不一样，跟唐宋不一样，跟明清的也不一样。上面所有的图案都是用0.5毫米的螺钿小碎条拼接而成，这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工艺。
元代黑漆嵌螺钿花卉纹舟式盘
根据这块元代漆盘残片，再去看故宫的藏品。故宫藏有两件嵌螺钿舟形洗，也是用小碎条拼接的工艺，过去一直认为是明代晚期的作品。当这个元代碎片出现以后，最终将这两件故宫旧藏重新划为元代，定为国宝。这两件螺钿舟形洗只有四个字「清宫旧藏」的记载。
文物鉴定的基础是标型学，只要找出第一个标准，剩下的事情就迎刃而解。如果找不到这个标准，剩下的就是类推。类推一定不如标型准确。
元代「广寒宫」黑漆螺钿盘残片出现以后，看似一般的螺钿器物就迅速划为国宝。
明清螺钿器
晚明的螺钿非常发达，今天的存世数量很大。
明代黑漆嵌螺钿花蝶纹翘头案
明代螺钿首先从工艺上分出厚薄，专业术语上分为「厚螺钿」「薄螺钿」。
厚螺钿制作时都是嵌入的，不管是嵌在木头上还是嵌在漆器上。
薄螺钿绝大多数不是用嵌，而是用粘的方法，称为「点螺」。
螺壳经过特殊溶液浸泡以后会变得非常软，非常薄，甚至比纸还薄。
漆器在没干的时候非常黏，这个时候拿镊子夹住螺壳，往漆器上一点一点地粘，所以叫点螺。
【髹饰录】中解释：「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这是杨明的注，他所说的「古者」和「今者」，是以宋代为界。
杨明认为，宋代以后螺钿就逐渐变薄了。
厚与薄的区分，就是厚螺钿用嵌入的方法，薄螺钿用粘贴的方法。另外材料上有一点小小不同，厚螺钿一定取自贝壳，而薄螺钿有时不是贝壳，是一种彩螺。
有的螺的外壳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可以剥离出来很薄的片，这就是薄螺钿的原材料。
到了清代以后，用大片螺钿装饰之风开始衰落，清代的审美观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到了乾隆盛世时候，审美变得非常琐碎，所以点螺大量出现，同时还镶有金银片装饰，显得非常奢华。
例如故宫博物院藏的软螺钿婴戏图小柜，就镶有极薄的金片和银片。由于黄金的化学性能稳定，颜色能永远不改变，但银片经过长时间氧化，表面就会发黑。
江千里的螺钿
晚明时期，每个工艺领域都有顶级人物。嵌螺钿工艺的顶级人物叫江千里，字秋水，浙江嘉兴人，生卒年没有记录，只知道是晚明人。
江千里制作的漆器后面写两个字「千里」，就是他的名号。
到了清代以后，江千里，尤其是「千里」两个字，变成了一个品牌。
许多名贵的螺钿器皿上都嵌有「千里」两字，但实际上并非江千里所做。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说江千里「名闻朝野，信今后传无疑也。」阮葵生给他下了个结论，说此人将来一定名垂青史。
嘉庆时重修的【扬州府志】记录了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查二瞻就是查士标，康熙初年画山水的名家。意思说有钱人家都使用江千里的螺钿漆器，墙上挂着查士标的山水画，生活非常雅致。
明代晚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品牌意识非常强烈，导致当时大量工艺品很难区分是不是他本人所做。品牌的雏形都是人名，谁做的就署谁的名。
西方保留这个传统，今天看西方的品牌，绝大部分都是人名。
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扼杀掉了，今天生活中还有一些人名品牌，例如李宁，但不一定是李宁这个人做的。
当江千里的作品形成一个固定风格，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品牌价值的时候，就一定不是他一个人在生产了。
类似的还有张鸣岐的铜器、时大彬的紫砂、陆子冈的治玉。
周翥的百宝嵌
晚明有一个镶嵌大家不嵌螺钿，嵌百宝，他叫周翥。
周翥在历史记载中有各种名字，周翥、周柱、周制、周治，他的记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百宝嵌是指把中国人认为的各类名贵材料都镶嵌在器物上面。明清之际，由于周翥的名气太大，所以百宝嵌也被称为「周制」。
乾隆时期学者钱泳的【履园丛话】明确记载：「周制之法，惟扬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创此法，故名周制。其法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沉香等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格、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箱。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之奇玩也。」
明代百宝嵌玉堂富贵图盒
使用各种名贵材料镶嵌图案是百宝嵌的重要特点。
（拜匣：古人互相送信送请帖的装信件的盒子。长期以来，拜匣形成一种礼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