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洋，又称藏圆、四川卢比(以下通称四川卢比)，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银元。它是中国与英国之间货币战的产物，该币为驱逐卢比而仿卢比铸造，正面为光绪侧面像，背面为花纹环绕着的「四川省造」四个汉字，中央有一横花子或立花子，花纹与卢比相仿，其重量、大小均与卢比一致。
它是我国唯一广泛流通过的有中国帝王像的银币，在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到1957年止的半个多世纪中，大量流通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旧称康区)及其邻近藏族聚居区。它又是与西藏货币「藏币」不相同的一种货币，「藏币」是以两为单位，而四川卢比是以元为单位。
(一)四川卢比是中英货币战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康区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自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交换方式也是很原始的。在光绪以前，西藏所铸银币未输入康区，内地铜钱亦止行于打箭炉(康定)。康定虽为「茶马互市」中心，但历代赏赐、贸易遗留下来的生银、元宝并不广泛流通。稍后，因贸易的发展，银锭及外圆内方的铜质制钱才较大量地流通于康定、泸定两县。在关外(指折多山以西的康区)，则长期保留了以物易物的古代交换方式，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边茶、青稞、食盐等，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类似货币的作用，有时，银锭及散碎银两亦充作交换媒介。
康区的落后经济,造成了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与大量的商业入超。清季康定藏汉间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商业信用为之周转，中间商机构以及数十家「锅庄」便是交易中心，十分兴旺。当时，每年由康定销往关外、西藏的货物，总值达数百万元大洋。到十九世纪末叶，康区商业贸易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而关外却还是货币流通的空白地带，很不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这就给卢比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稳定了在印度的统治以后，分别于1816年、1846年、1861年、1865年逐步将邻近西藏的一些地区尼泊尔、克什米尔、锡金、不丹纳入其势力范围;同时，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我国的东大门之后，它更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迅速把他们的商品倾销到西藏、青海、西康市场，对落后地区以掠夺式的不等价交换为手段实行经济侵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光绪初年，随着英印商品的大量倾销，卢比也大量侵入，几乎成了西藏通行的货币。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卢比流通到打箭炉一带。
印度卢比银币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机器铸造，是英国控制印度殖民地的经济工具之一。因当时印度卢比含银八成以上，又以元为单位，加之英印输入商品多系藏胞需要的日用品，故印度卢比在康藏流通日广。英国利用印度卢比控制康藏贸易，每元重三钱二分的印度卢比却作四钱购货，使清王朝利权外溢，主权受损，老百姓更首当其冲。
印度卢比入侵以后，打箭炉厅同知刘廷恕以「印币亡边」为由，呈请四川总督奎俊设法铸币抵制。「奎以引起外交为虑不报。刘两次复请，始默允以藏饷之银试铸三钱二分纯银币以为抵制之建议」(原民国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甘典夔【清末至解放前四川地区货币概况(初稿)】)。
刘廷恕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间铸造了三钱二分银币。币的正面有汉文「炉关」二字，背面是花纹环绕的藏文。这就是四川卢比的前身。
关于刘廷恕铸造「炉关」银币的时间，由于未发现文字记载和实物，故只能根据有关资料推测。据甘孜州文化馆【打箭厅志】记载及调查，刘廷恕于光绪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任打箭炉厅同知:据【清史稿】卷二百记载，奎俊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任四川总督。刘向奎俊报请铸造银币应在奎的四川总督任上，而光绪廿八年四川卢比已由成都造币厂铸造。故「炉关」银币当开铸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之间。
这种银币因系土法制造，出品不多，当然满足不了浩繁的开边需要。因此，从光绪廿八年起，四川卢比由成都造币厂代造。
铸造四川卢比抵制印度卢比一事，在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四川总督锡良的奏折和清政府的有关文献中阐述得很清楚。锡良看到「国币关系主权」的严重性，针对「……印度卢比流行卫藏，近年则竟侵灌至关内打箭炉关、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利权尽失，而内地银钱又夙非番俗所能信行」的状况，力主由「川省机器局」之「铸造银元厂」(即成都造币厂)继续印度仿卢比生产四川卢比，「铸造务精，成色务足」,「期于足用」。对锡良的这一奏折，光绪帝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朱批:「财政处、户部议奏」。
据此，政务处奕助等会同户部于次年二月四日规定了四川卢比的使用范围:「此项银币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任便行使内地」(以上均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这样，经清朝中央政府进一步认可，大量四川卢比便由蓉续铸，发往康藏抵御印度卢比。
(二)四川卢比的铸造与品种
四川卢比面值分一元(重三钱二分，直径三十毫米)、半元(重一钱六分，直径廿四毫米)、四分之一元(重八分，直径十八毫米)三种。
四川卢比先从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五年(1916年)在成都铸造，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康定铸造。在习惯上，人们按时间先后，把四川藏洋的铸造分为四个时期，即: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为第一期: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五年为第二期;民国十九年至民国廿四年(1935年)为第三期;民国廿五年(1936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第四期。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锡良在奏折中写道:「川省机器局设有铸造银元厂……爱饬照印度三钱二分为一元之卢比，自行试铸……铸成后虽核计获利甚微，而行之炉厅暨附近边台，汉番亦均乐用……现饬随时酌量续批鼓铸发充饷需等项……」(【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由此可知，在光绪三十一年之前，成都造币厂已在仿印度卢比试铸三钱二分四川卢比，并且已发行到康区了。但最初铸造于何年呢?【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说，成都造币厂于光绪二十八年「始铸藏币」(此处「藏币」即四川卢比)。甘典夔计算四川卢比铸造量，也是从光绪二十八年算起的。黄云鹏在【四川财政录】中明确说:光绪二十八年，成都造币厂铸造的一元藏洋是230340枚。
成都造币厂铸造四川卢比所需生银，在清末是由开边经费拨支，民初则以边饷名义拨付。
四川卢比一元的总铸量为2550至2750万枚左右，半元约为13万枚，四分之一元约为12万余枚。半元、四分之一元均系成都铸造，其中:半元铸于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和民国元年;四分之一元铸于光绪三十年、三十一年和民国元年。
四川卢比的含银成色随着铸造时间的推移逐步降低，悬殊很大，高的达90%以上，低的每元含银仅三分二厘。所以，人们又按含银成色的高低，把四川卢比分为四类，即:含银在九成左右的列作一类;七、八成的列作二类;五、六成的列作三类;五成以下的由于显出铜色,便列作红藏洋类。同时，由于铸模、工艺、质量的差异，四川卢比又有众多的版别，仅版别明显的就有四十二种之多。
下标为四川卢比的习惯分期、铸造时间、地点、铸量、成色、类别、版式列表于后，以便一览。
此外，还发现过一些私铸四川卢比，如:大白事件(1930年由甘孜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场争斗)期间出现于康定市面的所谓「西宁卢比」，1938年曾流通于炉霍的「克罗洋钱」，在1958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收兑的过程中陆续发现了铝、镍性质的卢比。
在流通过程中，康区还出现过四川卢比的变异形态一宰口藏洋与加印卢比。
印度卢比侵人藏区后,因缺乏辅币找补,有人便将整元卢比一字为二或一宰为四，充作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卢比零用。四川卢比辅币无着后，人们便如法泡制，并把宰割的四川卢比称之为「宰口藏洋」。有的在宰割时竟抽去中心三分之一，只剩呈新月形的两小片，而每片仍充半元，从中牟利。由于辅币缺乏，这种实际上是货币符号的劣币亦能使用。但是，在交换过程中，卖货方为维护自身利益，上十元的交易，往往须有整币用方能成交;大额交易，则只收少量宰口藏洋。在康北道平一带乃至青海玉树，一般规矩，皆以二八成交易，即一百元中必须付八十元整币。同时，清末民初，地方当局均严禁宰割:税收机关又只收整币:加之宰口藏洋多系二类，而三类和红藏洋宰割后则不能通用，但三、四期所铸多为三类、红藏洋，所以，市而上流通的多数还是整币。
加印卢比是以理塘喇嘛寺(全称为长青春科寺)为主体的调解委员会所为。该会在三类或红藏洋上打上印记，以二当三或三当四强行升值流通。但是，理塘寺在收债时，却并不管印记，而是只收成色好的，从而更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
(三)康定造币厂
康定造币厂是专为铸造四川卢比而设立的，厂址在康定县南门。
康定设厂铸币的原因主要有二，清末以来，康区人民使用四川藏洋已成习惯,而又值成都停铸，这是其一;地方政府借造币厂这样的摇钱树来解决浩繁的军需与财政亏空，这是其二。
民初所铸四川卢比，因成色减低，在康定市场由值三钱二分降为二钱五分，成都造币厂无利可图，故民国五年后停铸。
四川卢比停铸后，来源断绝而民间窖藏、融化、改制(装饰品)如故，流通所需藏详日益减少，市面深感周转不灵。这表现在，一方面，民初所铸成色较低的四川藏洋在康定由值二钱五分升为四钱:另一方面，川边镇守使陈霞龄趁机发行大量四川藏洋兑换券以资周转。
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翡见此情景，即呈准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在康定设厂铸币。马由成都运入机器、雇进技工，于民国十九年五月四日正式开工，当日即铸出四川藏洋四千元。
康定造币厂内部组织分事务、工务两股，股下面按工种设段。工务股下面设钢模、融化、捶片、辗片、打坯、印花、机修等段。因无水、电动力，机械运行全凭人工，工人每天平均劳动十小时左右。该厂厂规颇严。刘文辉的五条训戒刻木竖于中央。工人人厂必须有人担保。除工场设有监工外，还有廿四军一个班的兵力专门守卫，且厂隔壁就是二旅旅部。所用铸模，由一专门师傅雕制，通常一副铸模可用一月左右。模坏即毁，严禁带出。
该厂民国十九年五月四日至廿二年初由马骕主管:民国廿二年初至廿四年初由川康边防军第一旅旅长余松林主管，民国廿四年底至廿八年元旦由康定边关税局局长张家汉主管:民国廿八年一月至三十一年停铸山西康省财政厅会办李先春主管。
康定造币厂由于遭、被焚、待料、曾多次停工，累计开工时间约140月，总铸量约800由于康藏不出产白银，该厂所需白银，大部分用的是印度银砖，后期亦用银锭之类。所至1000万元，需铜，大部分系西昌铜板，有时亦融化铜元之类。银砖每块重约七百两，大小与现在建筑用的青、红砖相仿，成色较好。牦牛每驮能载两砖。民初，岁必运人康定百余驮，以后，尚有数十驮运康。康定造币厂收购银砖，开初用四川藏洋，后期用法币，每两需法币九角。当时，该厂所码银砖，几乎盈屋。收购铜板，每斤需法币八角。
印度银砖之所以流入康定，全赖以边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即所谓「茶马互市」。
元、明、清封建王朝利用藏胞必需边茶而藏区又不产茶这个经济弱点，推行「以茶治边」政策，把控制边茶作为控制藏区的有力工具。随着「茶马互市」地点的步步西移，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廷设关在打箭炉。从此，藏汉贸易中心便移到康定。
康定设关后，藏汉贸易绝大部分通过康定市场(少数经西宁和滇北)。因此，直到1932年以前，康定关都掌握了康藏和内地贸易的主要货物。在贸易中，边茶是出关的大宗，茶课的征收因此成为一项最主要的收入，常占税收总额的40%以上，达十万两白银左右。按当时规定，每一引票计茶五包，征银一两。照此计算，每年入康的边茶有十万引即五十万包。据记载，入康的边茶最高曾达到六十万包，而近年甘孜州边茶的年销量才三十多万包。可见，当时从康定出关的边茶，一半左右都销往了西藏。
随着以边茶为中心的藏汉贸易的继续发展，既是边茶的主要推销者，又是经营英印货的转口商一大金寺、理圹寺、邦达昌等的大藏商往返于康定、拉萨之间，沿着前辈开拓的「边茶之路」(藏语为贾兰姆，意即茶路)经营奔走。
藏商把数额庞大的边茶、百货等运往西藏换取银砖(通过藏印贸易获得，当时仅西藏售予印度之羊毛一项，即值360万元卢比)、英印货，又将银砖、英印货、皮毛药材运到康定换取边茶等商品(大部分英印货、皮毛药材通过这里输往二郎山以东)，形成了边茶、百货 、银砖、英印货、皮毛药材的不断循环。这样，用以填补藏汉贸易差额的银砖便一驮又一驮地运到了康定。
值得提及的是，在康定造币厂成立前后的数十年间，康定的银炉铺为调剂货币流通起了不小作用。因关外等地大多通行四川藏洋，内地又多用银锭、大洋，康定则大洋、四川卢比、银锭通用，银炉铺便熔银砖，铸银锭，兑四川卢比、大洋等，这样，通过银炉铺的调剂，使货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商品流通的需要。
1932年以后，康藏政局日益不稳，路途不宁，商贾裹足;云南茶价低廉，康南一带多由滇进茶:滇越公路完成、印度铁路抵萨地亚后，部分藏商改道经商，故康定贸易额锐减，导致银砖来源日益枯竭。此时，历代散布于康藏的银两、元宝、银锭才大量用于铸造四川卢比。
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康藏高原一度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作为转口贸易重要通道的康定，又呈现出一种虚假繁荣。因此，仍有不少银砖流人康定，只是价格目昂，数量日少罢了。
(四)四川卢比的流通
如果说刘廷恕铸造「炉关」银币揭开了中英货币战的序幕的话，那么，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就把这场货币战推向了高潮。
光绪三十一年，驻藏邦办大臣凤全被杀死于巴圹。锡良命提督马维琪、建昌道赵尔丰(后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率兵镇压。赵尔丰率兵行至理圹时，藏民拒用四川卢比，赵即诛为首二人。民众畏慑,不敢不用。
光绪末年至宣统元年，印度卢比在康藏作四钱行使，而同样质地的四川卢比却只作三钱五分使用，民众遂乐于收受四川藏洋。加上赵尔丰的武力征讨与「改土归流」，因而四川卢比迅速推进，印度卢比步步退却。
但是，英国并不甘心失利。它利用军事力量的威慑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拼命压低四川卢比的购买力，竭力稳住印度卢比阵脚，以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藏商、藏民持四川卢比向英印商购货时，英印商推说四川卢比成色不足，不是拒用，就是每元只肯按三钱给货。当时，藏印贸易量大，英印货在西藏逐渐占领了除边茶以外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因而，英印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市场，使四川卢比在大部分地区只能作三钱使用。那时，驻藏大臣衙门、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及其下属的军政费用，大多使用四川卢比，按三钱五分一元拨付的四川卢比经费、薪俸在西藏只能按三钱购物，使驻藏机构、人员经济受损。这样，四川卢比便处于争斗的不利地位。
为此，宣统元年，赵尔丰和驻藏大臣联豫咨请川督赵尔巽将四川卢比照本位三钱二分行使，并奏请由四川鼓铸当十铜元一千万枚运康辅四川卢比而行。议准后，赵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一日发出通告，通令每元四川藏洋按三钱二分行使。其时，税收机关亦采取相应措施，在征税时则只收四川卢比，不收印度卢比。
从此，迫使印度卢比在康区由原来作四钱使用降为与四川卢比等值流通，其流通量逐稀少，而四川卢比几乎成为康区唯一的通货。然而，在除昌都一带以外的大部分西藏地区，清末、民初铸造的四川卢比每元仍然只能兑三钱西藏币，第三期卢比只能兑一钱五分，第四期则根本不能兑换。这样，四川藏洋实际上仅主要流通于康区及其邻近地带。
双方斗争的结果，造成了康区四川卢比多、印度卢比少;而西藏地区则印度卢比多，四川卢比少的局面。在中英货币战中，四川卢比在康区是立住了阵脚。但是，却没有达到从卫、西藏驱除印度卢比这个预期的主要目的。这是清王朝时期的腐朽统治与落后经济造成的必然结果。旧中国当然亦无法改变这一局面。
在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生活中，四川卢比在康区一带发挥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职能:除商品交易外，畜税及部分粮赋的征收，喇嘛寺、土司、头人的部分放债，寺庙的散招，外国人用地的租金等等，都是用四川卢比来计价支付的。四川卢比大量流通的主要范围是:除泸定、九龙以外的整个康区;西藏的昌都、芒康等地;青海的玉树、称多、囊谦等地。民国时期，流通于康区一带的货币，还有西藏地方造币厂所造的各种「藏币」，袁币、孙币、川半开、云南钢洋、铜元、铜钱等内地货币;卢比等外币。四十年代，在康定、泸定等县，法币等纸币也曾充作主币。
在漫长的流通过程中，由于损耗迅速，到1958年初，四川卢比的流通总量仅约200万元，不到总铸量的十分之一。民初至五十年代四川卢比的流通量大致是1916年的300万元通，也从县城起，步步扩大。
1958年4月1日,甘孜州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全州禁止金银流通的布告。从7月1日起,人民银行对四川卢比「以杂银予以收进」。当时的收兑价是:一类每元三角六分,二类二角七分，三类一角八分，红藏洋则不予收兑。据统计,全州人民银行收兑的四川藏洋总量约为100万元。
1958年底，在民主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人民银行终于史无前例地在全州范围内把一个流通着多种货币的复杂市场变成了单一的人民币市场。流通了半个多世纪的四川卢比从此退出了康藏高原的货币舞台。
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四川卢比已经退出了货币舞台。其历史作用如何呢?概括来说主要是:
一、在康区基本上达到了驱逐卢比，捍卫主权的目的。在中英货币战中，四川卢比虽未能在西藏广泛流通，但却在康区一带建起了广阔的四川卢比屏障，抵御了印度卢比的入侵，遏止了印度卢比的继续东流，用货币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
二、促进了康区货币交换的发展。四川卢比在康区的广泛流通，使落后的物物交换逐步为货币交换所取代。虽然这个范围主要限于县城，但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四川卢比的流通大大方便了商品交易，从而促进了康区及邻近藏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