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布雷頓森林體系適合21世紀嗎?
在1944年7月,美國的新罕布夏州迎來了歷史性的時刻,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齊聚一堂,參加由聯合國主辦的會議,探討戰後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的建立。會議的閉幕陳詞由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發言,他強調會議成功化解了造成戰爭的雙重「經濟惡行」—激烈的貨幣貶值和貿易屏障。
為了防止貨幣貶值帶來的混亂,布雷頓森林會議設立了一個以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同時也實施了資本管制,目標是保障全球經濟的穩定。新成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為這一體系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全球自由貿易機制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上開了個頭,後來又演變成了今天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這場會議的主要談判者是美國的首席代表哈裏·德克斯特·懷特與英國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肯恩斯。雖然肯恩斯希望能建立一種新的國際貨幣Bancor,但最終更具影響力的美元取而代之。
當時的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占據了無可置疑的地位,GDP占了全球的一半,黃金儲備雄厚,是那些戰後重建經濟體的主要債權國,因此,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由美國主導並不令人意外。直到1971年,由於美國財政和貿易赤字的不斷擴大,美元脫離固定匯率,與黃金的掛鉤關系開始松動。隨後,浮動匯率形式便成為了市場的常態,伴隨而來的是美國利用美元霸權地位的便利。由於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美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主角,美國也一直是全球的「最後消費者」。
雖然時光荏苒,80年過去,美國的全球GDP占比降到25%(按照現行匯率計算),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則為15%。然而,美元的強勢似乎沒有受到影響。身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國家,雖然美國能夠輕松融資其財政和貿易赤字,但這同時也令其承擔了沈重的負擔。美國對外的凈負債已達到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20%,而其主權債務則高達35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相當於其自身GDP的123%。
隨著利息支出的上升,財政負擔日趨沈重,預計到2034年,財政赤字的占比將從3.4%提升至4.1%。如今的美國已從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轉變為了資源的掠奪者,雖然其僅占全球人口的5%,卻對三分之一的國家實施制裁,並能在無上訴的情況下凍結任何使用美元的資產。
令人諷刺的是,這個全球最大債務國卻吸納了越來越多的資源,鼓勵全球消費以推動經濟增長。但如果一味依賴債務帶動消費,最終只會增加碳排放,這種模式既不符合生態,也缺乏金融上的持續性。為了解決這些不平衡的問題,聯合國建議每年需要2.4萬億美元用於清潔能源與氣候韌性建設。關鍵在於,這筆資金該從何而來?這是個既涉及流動性(年度赤字)也涉及資產(存量)的難題。
法國和巴西已接受經濟學家蓋布瑞·祖克曼提出的對全球超級富豪征收最低財富稅的建議,這一措施預計每年可籌集約2000億到2500億美元。現有數據顯示,超高凈值個人在過去40年間的財富年均稅前報酬率為7.5%,而其有效稅率僅為0.3%。此外,奧地利經濟研究所也提出了一個關於全球金融交易征收0.1%稅率的建議,預計此舉每年可為全球貢獻2300億到4180億美元。
當然,富人們可不想讓這種增稅落到實處。在全球財政支出中,化石燃料的補貼是個大頭,2022年已經達到了7萬億美元,約占GDP的7.1%。全球每年的軍事開支也高達2.4萬億美元,僅北約對烏克蘭的援助就超過了1000億美元。或許,提升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本,才是增加全球資金的最佳途徑。若富裕國家能夠將IMF特別提款權(SDR)批準的6500億美元以8倍杠桿的形式套用於此,貸款能力將增加約5萬億美元。
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富裕國家需將此視為優先事項。而在目前這個安全感不足的背景下,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日漸擡頭,這種可能性著實渺茫。簡而言之,21世紀亟需多邊合作來應對氣候變遷、社會不平衡與嚴重的兩極分化等共存挑戰。若富裕國家依舊不願改變現狀,布雷頓森林體系便很難為全球南方服務。金磚國家主導的新機構也許將會逐漸嶄露頭角,取代過往的框架。
總的來說,未來的全球合作面臨著許多挑戰,億萬富翁們的財富再多,也難以在全球範圍內解決根本性的問題。當務之急是找到合適的合作方式,確保我們的星球與經濟體系走上一條永續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