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西方國家不斷向中國傳遞一個理念：服務業才是未來，第三產業的發展將帶動經濟騰飛。那些已開發國家的政客和經濟學者頻頻發聲，勸導我們大力發展服務業，似乎這是走向繁榮的唯一道路。與此同時，他們將大量低利潤、勞動力密集的制造業轉移到我們這裏，自己則專註於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的產業。而他們鼓勵我們走的這條路，真的是通往繁榮嗎？
全球價值鏈與西方經濟結構
西方國家，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經濟強國，其全球經濟的主導地位由來已久。美國政府與企業明白，低利潤和高人工成本的產業能夠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國家，使得國內經濟更能集中精力發展高附加值的領域，如金融、咨詢、科技和創意產業等服務業。
在全球經濟結構中，美國利用其技術和資本優勢，精心布局。透過外包和轉移制造業，比如紡織品、基礎電子元件生產等行業到中國、印度、孟加拉等國，這一策略使美國能夠把資源更多地投入到研發和高科技行業中，這些領域往往帶來更高的經濟報酬和市場影響力。
在美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如農業和采礦業，以及第二產業如制造業的比重相對較低，這些行業通常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但產出的經濟價值並不相稱。相反，第三產業，包括金融服務、房地產、保險、專業服務和技術行業，占據了美國GDP的近80%，這一數位是相當驚人的。
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直接效果是，美國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搶占技術和服務的高地。在矽谷、紐約、波士頓等城市，高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林立，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資本和人才。這裏匯聚了蘋果、谷歌、Facebook等一大批創新型企業，它們的產品和服務幾乎遍布全球每一個角落。
而在金融服務領域，華爾街則是全球金融資本的心臟，華爾街的投資決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全球資本的流向和經濟發展的趨勢。
西方經濟的依賴性弱點
這種對服務業的過度依賴同時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服務業的特點之一就是高度依賴市場的繁榮和消費者的信心。一旦市場信心受挫，如在經濟衰退或其他全球性危機情況下，這種模式的弱點就會被放大。例如，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隨著市場的崩潰，以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為代表的服務行業遭受了嚴重打擊，許多原本看似穩固的金融機構都面臨著流動性枯竭的問題。
新冠疫情的爆發讓西方國家的供應鏈問題變得前所未有的突出。由於長期以來將大部份制造業外包到其他國家，尤其是亞洲，歐美國家在疫情初期突然發現自己在應對基礎物資需求方面顯得極為無力。這種局面在醫療用品領域尤為明顯，特別是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基礎抗疫物資的供應，幾乎陷入了斷供狀態。
在疫情初期，隨著病例的迅速增加，歐美國家的醫院開始湧入大量病人，醫療系統迅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然而，最基本的口罩和防護服卻因為供應鏈中斷而無法及時供應。平時依賴從中國、印度等國家進口的這些產品，隨著全球範圍內的物流中斷、工廠停工，甚至出口禁令，短期內根本無法透過正常渠道獲取。
歐美國家迅速發現，他們在面對這樣的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時，缺乏制造這些關鍵物資的國內生產能力。這種依賴進口的模式在全球貿易暢通的情況下似乎並無大礙，但在疫情這種全球性危機下，供應鏈的脆弱性被暴露無遺。全球範圍內對抗疫物資的爭奪戰也在這一時期愈演愈烈，各國紛紛出台出口管制政策，優先確保本國的供應。這直接導致了歐美國家在國際市場上難以獲得足夠的抗疫物資，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國家之間為搶奪一批口罩或呼吸機而發生了明爭暗鬥的現象。
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不得不采取一些緊急的應對措施，比如動用軍機從其他國家直接運送口罩和呼吸機，甚至不惜高價收購這些緊缺物資。然而，即便如此，供應仍無法跟上迅速增加的需求。
開發中國家與西方模式的對比
以印度為例，該國同樣高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資訊科技和外包產業，像班加羅爾這樣的科技中心，成為全球重要的外包服務基地，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業務。然而，當新冠疫情來襲時，印度的這種經濟結構暴露出比歐美國家更加嚴重的挑戰。印度雖然在全球外包和IT服務領域表現強勁，但卻忽視了國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醫療和制造業的薄弱，導致其在應對疫情時捉襟見肘。
印度的醫療衛生系統原本就負擔沈重，疫情爆發後，這一系統幾乎難以承受激增的病患數量。大量患者湧入醫院，但醫療資源極度匱乏，床位、氧氣、呼吸機等基本醫療裝置嚴重短缺，許多醫院不得不在走廊甚至院外草地上安置病人。一些醫院由於氧氣供應不足，病患因此失去生命，這讓人們更加意識到印度在公共衛生基礎設施上的缺口。
與中國不同的是，印度沒有形成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國內生產醫療物資的能力十分有限，許多關鍵裝置和藥品都依賴進口。這種依賴性在疫情爆發後顯得尤為致命，全球供應鏈的中斷讓印度難以迅速獲取所需的醫療物資。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則大不相同。雖然中國同樣發展了龐大的服務業，特別是在科技、金融和電子商務等領域，但中國並沒有因此忽視制造業。實際上，中國在疫情前就已開始透過一系列政策，推動制造業升級和技術革新。
疫情期間，中國能夠較快恢復生產並確保供應鏈的穩定，與其長期堅持制造業發展的政策密不可分。中國不僅擁有龐大的生產能力，還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巨大，確保了供應鏈的順暢執行。鐵路、公路、港口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中國即便在全球物流受阻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維持國內的生產和運輸。
反觀印度，盡管在某些領域，特別是資訊科技和服務外包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過度依賴這些行業的經濟結構，在全球危機面前顯得脆弱不堪。服務業的特點決定了它無法像制造業那樣，在危機時快速調整並增加產能。再加上印度國內基礎設施的不足，導致物資運輸和分發的效率低下，進一步加劇了疫情的影響。
印度政府在疫情期間試圖透過進口來解決醫療物資的短缺問題，但由於全球對抗疫物資的需求激增，國際市場上的供應極其緊張。印度不得不依賴援助，接受來自多個國家的捐贈物資和裝置。然而，援助的速度和數量始終無法跟上疫情的擴散速度，國內的醫療系統因此陷入了長期的崩潰狀態。
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
近二十年來，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增速遠遠超過了歐美國家，導致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向東轉移。從2001年到2020年，亞洲的GDP增長了2.72倍，這一增速遠遠高於歐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
從數據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尤其引人註目。透過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國內生產力的迅速提升。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並沒有完全依賴第三產業的增長，而是在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同時，保持了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高速擴充套件。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在這段時間內的經濟增速較為緩慢，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國家的經濟復蘇較為乏力，許多國家過於依賴第三產業的經濟模式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金融、保險、房地產和資訊服務等高附加值產業雖然能夠為國家創造豐厚的經濟收益，但它們的永續性和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並不足夠強。在全球化順暢執行時，西方國家能夠透過這些服務業來吸引資本和人才，但一旦全球經濟出現波動，第三產業的脆弱性就顯而易見。
大量的服務行業無法在疫情中繼續營運，尤其是旅遊、餐飲、航空等行業遭受了沈重的打擊。而這些行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大規模的失業問題，進一步拖累了國家經濟的恢復行程。相比之下，中國的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並未受到如此嚴重的影響。
第三產業，尤其是那些依賴高科技和金融資本的行業，雖然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但它們並不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立足根本。一個國家如果過度依賴第三產業，而忽視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旦遇到全球性危機，第三產業的脆弱性將會顯露無遺。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出現波動時，服務業很難像制造業那樣迅速調整生產並應對市場需求的變化。
這一點在亞洲國家的經濟開發中得到了驗證。中國、日本、南韓等國家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始終保持對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的重視。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疫情，這些國家憑借其強大的實體經濟，能夠迅速調整政策，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
從全球範圍來看，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依賴第三產業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短期內帶來了繁榮，但從長遠角度看，尤其是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顯得越來越不穩定。而亞洲，特別是中國，憑借其實體經濟的支撐，在全球經濟力量東移的過程中，逐漸取代了西方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速和影響力將繼續擴大，而西方國家如果不調整其經濟結構，可能會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處於更為不利的地位。
參考資料：[1]王履宣.西方已開發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與我們的借鑒[J].蘭州商學院學報,1993,0(3):2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