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淵的歷史書
編輯 |文淵的歷史書
前言
1993年，歐盟正式成立，其GDP總量達6.76萬億美元， 僅比美國6.86萬億美元的總量低1200億美元。
兩大經濟體統治全球經濟版圖， 總量占據世界50%以上份額。
而作為最大開發中國家的中國，GDP只有4447億美元， 歐盟GDP是中國15倍。
當時歐盟已是世界經濟的重要樞紐，其經濟實力在全球範圍內遙遙領先。
不僅如此， 當時歐盟成員國中就有5個國家的單國GDP超過中國總量。
其中 作為歐盟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德國、法國、英國的GDP總量就已遠超中國， 分別達1.8萬億、1.3萬億和1萬億美元。
哪怕是 歐盟成員國中實力最弱的西班牙 ，GDP也高達5113億美元， 遠高於中國。
中國經過30多年的發展，如今差距如何了？
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落後狀況
在歐盟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 中國還只是一個正從貧困掙脫的開發中國家。
雖然改革開放於1978年拉開序幕，中國經濟發展的確 也取得了不小的進展，但與已開發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巨大。
盡管農村經濟活力逐步被激發，並開始出現一些鄉鎮企業等新型經濟增長點， 但整體上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行程依然滯後。
1990年，中國GDP僅3608億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十分邊緣化， 占世界份額不足2%，是當年歐盟GDP的5.6%。
面對歐盟經濟的壓倒性優勢， 中國當時的經濟實力簡直猶如小巫見大巫。
直至1992年中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 ，全方位深化改革的大幕才真正拉開。
這個重大決策旨在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調動全社會創新創業熱情、有效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 為中國經濟的後來騰飛奠定了關鍵基礎。
但在當時階段， 歐盟領先的優勢依然巍然存在。
面對曾經遙不可及的歐盟， 中國人民開始謀求新的突破。
21世紀中國經濟飛速崛起
機遇往往正是從差距中孕育而生，2001年12月11日， 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上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日子。
在這一天， 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143個成員。
加入世貿組織，意味著中國在貨物、服務貿易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領域 向世界開放市場。
闊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全球經濟分工， 成為中國後來飛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
在此契機之下，中國立即發揮起了制造業優勢，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出口貿易迅速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 GDP占全球比重逐年攀升。
全球制造業開始加速向中國轉移，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逐步確立。
與此同時，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也在持續大量湧入， 為中國工業化行程註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保持在8%-10%的高位， 遠超歐盟的年均增速。
在持續高速增長的推動下，中國與歐盟的經濟差距逐年縮小， 一時間中國經濟被冠以"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美譽。
2005年，中國GDP就已超過法國 ; 2006年反超英國 ; 2007年更是壓過德國 ，躍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連續超越歐盟這些傳統經濟強國，彰顯了中國經濟的雄厚實力。
2010年，中國又一次覆寫歷史， GDP總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亞洲第一大經濟體， 重奪了東亞經濟版圖中心的重要地位。
中國經濟騰飛的神奇勢頭令世界矚目，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改革開放的政策成果初見碩果。
而到了2023年， 中國GDP達17.9萬億美元。
反觀歐盟，雖然增長乏力，但在通貨膨脹和歐元匯率上升的共同影響下， 其名義GDP擴大至18.34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僅次於美國。
不過歐盟實際GDP僅為14.11萬億美元， 比中國少了3.79萬億美元。
一個開發中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落後到如此地步，實屬不易 ，可見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動能。
歐盟經濟陷入停滯乃至衰退
與中國經濟飛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盟經濟自2008年後一直陷入停滯，甚至出現衰退， 而2024年歐盟的經濟增長預期也從1.4%下調到1.3%。
作為曾經的經濟重鎮， 歐盟為何會到了如今這種地步呢?
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遭受了 一系列外部沖擊和內部矛盾的困擾。
第一個打擊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歐盟經濟首當其沖，遭受重創。
危機的根源在美國， 但由於歐盟金融業的過度膨脹和風險累積， 危機也在歐洲蔓延開來。
英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首當其沖，金融機構損失慘重; 法國、德國等國也陷入金融危局 ，經濟一蹶不振。
金融危機的陰霾至今仍未完全消散， 始終是歐盟經濟停滯的禍根。
更為致命的是，危機過後， 歐洲國債危機隨之襲來。
愛爾蘭、希臘、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接連"暴雷"， 政府財政赤字和外債問題凸顯，動蕩不安的局面加劇了歐盟經濟的低迷狀態。
為救助這些陷入困境的國家， 歐盟不得不斥巨資解困， 沈重的負擔進一步消耗了歐盟的復蘇動力。
好景不長， 2010年"阿拉伯之春"引發大批難民湧入歐洲， 給歐盟經濟帶來新一輪壓力。
大量難民湧入導致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等支出驟增， 加重了歐盟國家的財政負擔。
社會矛盾激化，民粹主義擡頭， 進一步動搖了歐盟的團結統一。
緊接著， 英國脫歐事件更是對歐盟經濟重挫。
這不僅使歐盟GDP遭受損失， 英國作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結束更令歐盟失去重要經濟引擎。
英國脫歐的沖擊效應至今仍在持續， 加劇了歐盟的經濟動蕩。
這一重大事件接著一重大事件， 都在不同程度上牽動著歐盟的神經。
而年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 再次讓歐盟承受巨大沖擊，歐元貶值、資本外流、經濟陷入衰退等問題接踵而至。
這些連綿不斷的沖擊，使得歐盟在努力應對內部改革之時，外部發展環境也出現了諸多不利因素。
除了外部因素外， 歐盟內部的各種影響因素也不可忽視。
首先是其 高福利制度帶來的沈重負擔。
作為典型的福利社會，歐盟國家 在社會福利支出上的開銷極為可觀。
以法國為例，每年有高達43%的財政開支用於社會福利，這 其中包括養老、醫療、失業、住房等諸多方面。
為維系高福利水平，歐盟國家不得不對公民征收高額稅費作為支撐， 個人所得稅最高甚至達到75%的稅率。
然而，高稅收政策無疑會打擊人們的工作積極性， 助長了資產泡沫的形成。
一旦泡沫破裂，就會引發債務危機， 2010年的歐債危機便是這種體制弊端的典型對映。
其次，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加劇。
自20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歐主要國家的生育率普遍下降， 人口出生率持續低於死亡率，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不斷下降。
導致這一問題產生的諸多原因中，高福利助長了人們的依賴心理， 缺乏自力更生的動力是重要因素之一。
如今，歐盟人口普遍處於老齡化狀態，勞動力不足使得生產能力受限，缺乏足夠的年輕消費群體又導致消費不振， 經濟缺乏新的增長動力。
以德國為例，作為歐盟第一經濟體， 德國人口在過去20年間增長振幅極小，甚至多年出現負增長， 德國就業市場一直存在嚴重結構性失業問題。
目前德國的老齡人口（65歲以上）已經超過22%， 人口老齡化程度居世界前列，社會保障負擔沈重。
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將直接影響德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前景。
隨著其他歐盟國家老齡化問題加劇，歐盟發展動力也將持續下降。
再者 ，成員國利益分歧加劇了歐盟的內耗 。
由於歐盟是由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組成的一個聯合體， 各國在財政、貨幣等重大經濟政策上極易產生分歧對立。
面臨希臘債務危機時， 德國堅持要求希臘政府削減赤字開支 ，卻遭到希臘強烈反對;
而歐盟其他成員國在這件事上也存在巨大分歧 ，既希望希臘控制債務問題，又不願意對它過於嚴厲。
這種體制內在的矛盾 不斷加劇歐盟的內耗 ，影響了整體的政策執行效率。
歐盟需要在這些體制缺陷上予以改革， 但這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利益再平衡過程 ，前景渺茫。
事實上，歐盟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推進改革，如 從2015年開始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積極吸引移民等，但這些舉措的效果還有待時日見證。
中國發展動力和歐盟差距
中國經濟 何以能夠騰飛超越歐盟?
關鍵在於堅持不渝的改革開放以及持續推進的創新驅動。
改革開放為中國註入新活力，為市場經濟騰飛蓄勢; 創新則為中國經濟永續發展註入源源動力。
從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來看， 改革開放是最重要的推動力。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先後進行了一系列深層次的改革， 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等。
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吸引了大量外資和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引進 ，為經濟快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一直高度重視創新驅動。
從資金投入到科教發展，從智力資源配置到產業結構最佳化，中國都在不懈努力， 形成了創新驅動發展的強大體制機制。
在不斷湧現的創新成果助推下，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現代服務業逐步壯大， 經濟正從規模速度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
反觀歐盟，根深蒂固的高福利體系削弱了競爭激情， 高稅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資本流動和積極性。
此外， 歐盟作為多國經濟聯合體，存在內部利益分歧和決策分裂的問題， 阻礙了經濟政策的統一高效。
再加上整體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勞動力短缺、缺乏內生增長新動能， 歐盟經濟未來恐怕難有作為。
可以說， 中國改革創新的動力充沛，而歐盟的內生發展動力正在日漸枯竭， 這是兩者差距拉大的關鍵原因。
如果歐盟不作出根本性的體制機制改革， 未來恐怕難以重現經濟騰飛的神奇。
反過來說，只要中國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大力推進創新， 超越歐盟、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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