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熱議樓市時，回顧中國的住房信貸政策，其實只是經歷了30多年的時間。而這政策的推出，改變的不僅是我們的房子，更多的是對傳統社會結構，特別是家庭結構的改變。
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鄉村，幾乎沒有金融的概念。當時鄉村社會的流動性很小，社會關系主要以親情、鄉情為主。
大多數農村很少有現金收入，更沒有多余的錢，可以用於儲蓄或其他用途。
除了意外或疾病，農民主要的資金需求是婚嫁和建房。建房等產生的大量資金需求，主要來自家族、鄉親之間的相互支持。
比如：農村的某小夥要結婚造新房。在缺錢的情況下，父母通常會用一種「入會」的方式來解燃眉之急。所謂「入會」，即一般組織10多戶的人家，每人每期拿出固定金額進行集資，輪流交由一人使用。按照對資金需求的緊迫程度，排定每期集資款的領取順序。晚些拿到錢的人，有類似利息一樣的補助金額。
「入會」這種形式，是基於熟人社會的口頭約定，既是互助，又是一種籌錢的方式。是零存整取儲蓄形式的雛形。像浙江溫州等地，直到現在還存在。
這種現狀下，家族以及鄉情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大家族之間，相互調劑一些資金，鄉親之間相互「入會」。傳統的熟人社會，基於平日的為人處世，相互走動，以及口碑度等等。
20世紀80、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農民手中開始有了一定的余錢。
1991年，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分別成立了房地產信貸部門，開始辦理個人住房信貸業務。這是中國住房信貸業務起步的重要時間節點。
特別是在199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出台【商業銀行自營住房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標誌著中國的銀行商業性住房貸款正式走上正軌。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戶籍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到城鎮謀生。社會的流動性加大，農民的收入來源開始多樣化。
這是農民基本在外賺錢，拿回老家蓋新房。整體的傳統社會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20世紀末、本世紀初，社會的流動性加劇，人員不斷向城市集聚。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從「家族——大家庭——小家庭」的明顯轉變。
農民在外賺錢，並開始在外購房。家庭作為最小的社會單位，其伸縮性逐漸減弱，界線開始逐漸分明。
當一個家庭有購房計劃，且資金不足時，第一考慮的不是與其家庭成員、鄉親之間的借錢關系，而是更多地考慮，到銀行進行住房相關的借貸。
在購房資金解決的方案中，家庭結構、成員之間、社會結構、利益之間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以熟人為主的，人與人之間的個體信用借款，逐漸走向以契約為主的，個人與機構的信用貸款。基於契約精神而構建的信用秩序，逐漸替代了基於人情道德的禮俗秩序。
或許住房貸款從推出的那天開始，協同中國的其他改革制度，將我們從傳統的社會結構，進入一個新的社會方式的構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