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誌恒系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
於大年三十的暮色中返鄉，於大年初三的清晨中離鄉，遠方的來客匆匆而來，曾經的旅人匆匆而去。故鄉終歸是過往，而旅人終將背上行囊尋找未來。這被疫情偷走的三年時光結束了，新階段開始了，人口重新大流動、春運重新開機，大地從南到北都在蘇醒著、渴望著。公眾對於春節「報復性消費」的討論取代了曾經對鄉村中國的反思，對於經濟重新開機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一、「報復性消費」是否真正出現？
從各類新聞報道看，第一波疫情過後恰逢首次不再就地過年，春節期間處處人山人海，各項數據同比都是大振幅上升。但是與疫情前的2019年比較，似乎仍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恢復還需一個過程。其一是文旅部數據，2023年春節假期全國國內旅遊出遊3.08億人次，同比增長23.1%，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88.6%；實作國內旅遊收入3758.43億元，同比增長30%，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73.1%，即旅遊人次和收入分別恢復至2019年的九成和七成，還有近10%和30%的坑需要填補，這還建立在海外遊尚未分流國內遊的情況下。其二，國家鐵路總署數據，1月21日至27日，全國鐵路發送旅客5017.4萬人次，同比增長57.0%，恢復至2019年的83.1%，即還有接近17%的恢復空間。
但是從各種切身感受看，訂餐困難、排隊就餐、旅遊景點摩肩擦踵、消費價格上漲，與消費實際上只是接近2019年水平不同，這可能源於三年疫情導致部份供給尚未恢復有關。一方面，三年來疫情打擊下的的部份餐飲旅遊等商鋪和從業人員結束市場，短期內難以迅速恢復並增加供給；另一方面，海外遊還未恢復，春節旅遊等消費集中在三亞、北海、西雙版納、麗江等地釋放，有限的、尚未恢復的供給能力難以承載，消費者的體驗感受是擁擠、價格上漲。
消費是分層的，看到熱門城市的繁華，也要看到十八線城市和鄉村的雕零與衰敗，以及三年中受沖擊嚴重的群體未能共享繁榮與發聲。
消費能夠提高居民福利，居民都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好，消費是自發的行為，捂著袋子不消費的至關重要原因是「囊中羞澀」。 要解決消費問題，根本上要解決「囊中羞澀」與「後顧之憂」的難題。 春節過後，消費V型反彈是大機率，但反彈的振幅、力度需要觀察，信心的恢復仍有一個過程。
二、鄉村的變化
我的故鄉在湖南邵東，隸屬於邵陽市，是全國經濟百強縣，小商品如打火機、箱包等至今在全球仍有較高份額。提及湖南，必提及楊度「若道中華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提及邵陽，必提及「文有魏源，武有蔡鍔」，一度火爆網路的「早安隆回」中的隆回縣，就屬於邵陽，自媒體寫手盧克文對邵陽更是有種近乎偏執的眷戀。今年返鄉時間短，對縣域的繁華缺少直接的觀察，更多是回到鄉村看望外公外婆時從雞毛蒜皮中的一些體會。202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65%，但三十年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過是26%，74%生活在農村，我就是這74%中的一份子，職業小鎮做題家。
交通、通訊工具的進步減少了人心的距離，語音通話、視訊對話能即時知曉對方的變化，弱化了「從前慢」時「家書抵萬金」「雲中誰寄錦書來」的欣喜與激動。 高鐵、動車已成主流交通工具，綠皮車成為其中的少數。返鄉不再是大半夜需要在火車站排隊買票，時間更是大幅減少。猶記得2008年南方雪災時從北京到長沙的一票難求，凜冽寒風中北京西站一條條長龍似的小馬紮排隊；那時的T字頭特快在1587公裏的行程中需要耗時16個小時，K字頭的快車也需要18個小時，然後再輾轉汽車，L打頭的臨客綠皮車從長沙到北京更是花費了30個小時，舟車勞頓。路程上以大學生、農民工為主，經常是四個座位、六個座位互相對著，二三十個小時，打牌、看書、交流各類見聞，交換著QQ；車廂間設有吸煙處，列車煙霧繚繞、氣味雜陳，「瓜子香煙礦泉水」「啤酒飲料八寶粥」「來，擡一下腿，讓一讓」是經典的聲音，售貨員推著小車售賣著並展現出各色的推銷技巧，淩晨時趴著小板桌、靠著後椅閉目、橫七豎八睡在座位底下，這不過是十五年前的場景。而今不過是五六個小時的高鐵時間，氛圍總體是寂靜的。
疫情掃過，片甲不留，農村的防護意識本來就差，放開後大多中招，春節走動幾乎已不戴口罩了。實際上，只要不離土，生產生活中培養戴口罩、勤洗手等習慣是很難的。硬化道路和路燈增加了，出行更加便利，日落後不再是漆黑夜空中的星星燈火，而是深邃藍色中的一道道白練蜿蜒著。鄉村的小洋樓越來越多，打工人一輩子的積蓄就此凝固成鋼筋混泥土， 家庭資產負債表再度擴張、流動性快速下行，在新一輪負債中重新外出務工。物資資本與人力資本反向流動，物資資本下鄉並凍 結，人力資本低水平進城。家庭積蓄最重要的投向不是教育，而是住房，這既有改善居住條件的需要，此外還有攀比思維意識的作祟。蓋房子的意義不止是居住，更有滿足虛榮心、社會意義財富和成功的宣告，在男多女少的鄉村環境下，這種社會意義的宣告和訊號關系到娶親的成功與否。 在這裏，生命的延續大於生命的寬度與厚度。
路上的行人稀少，年味日漸淡化，短暫的喧囂繁華過後留下的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重歸的沈寂與等待，而遠方的大城市的建築工地、家政服務中心、餐飲後廚等又重新布滿了他們的身影。城鎮化的行程加快，八九十年代熱鬧的走村串戶的場景不再，馬路上拎著送禮物資的人少了。聚少離多，「一代親，二代表，三代四代了」，儀式感和集體活動少了，自然感受到的「年味」少了。 從確定性的熟人社會到不確定的陌生人社會，從平靜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城鄉流動的倉促，這些都在消減所謂的年味。對生活的體會與感悟，從來需要寧靜的心態。
留守老人的生活、留守孩童的教育問題是當前高速城鎮化以及農民工市民化行程不暢的伴生物。 伴隨省內頂級中學、市內優質學校對優質師資的虹吸效應，同時隔代照看幾乎只能滿足生活需要，情感和管教是不夠的，「寒門難再出貴子」成為越發普遍的現象。好在國家社會保障措施逐步完善，老人的養老金標準在提高，仍居鄉村的外公外婆、伯父伯母每人每年能有1500元的養老金，這對於60歲以上老人的柴米油鹽是很大的保障。另一方面，老人的就醫仍高度依賴衛生所的赤腳醫生。這次聽到一個令人驚訝的事情就是如果鄉村老人的手指被刺紮上了，在模糊的視線下要麽把小口用針弄成大口子把刺挑出來，要麽等著灌膿擠出來。如此細小的一件事，反映出留守老人在生活上的不便。
規則與人情是完全不同的社會執行基礎，越是高能階城市越講究規則與契約，越是低能階城市和鄉村越是講究人情與關系。由此觀之，不同能階城市間、城鄉之間不僅是縱向的資源配置的單向流動，更加真實的是這是幾個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 遠離故鄉的人重回故鄉是回不去的，不是故鄉不接納，而是完全不同的人際規則和行為規則橫亙其中。規則以事為中心，與能力高度相關，社會的流動性更強；人情則以人為中心，與血緣、宗族、地緣等相關度更大，註定了圈層的固化更加嚴重。要辦成事，則必須進入縣鄉村的特定圈層。除了社會執行基礎外，精神生活上，抖音以及所謂生活搞笑等小視訊攻城略地，伴隨大聲的外放喇叭從窗戶飄出，構成了市井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七大姑八大姨的所謂關心和詢問暗藏著對比，暗藏著市井的小心思。
在務工與務農收入的成本收益分析下，耕地被大量拋荒，因蓋房被破壞了。但山林水庫卻因人跡罕至，自然環境反而變好了，白鷺成群飛過，隱入叢林。在沒有暖氣的南方，蹲在竈台邊燒火做飯並烤火，閑聊家長裏短，又聽說野兔、野豬、野鳥等野生動物的出沒更加頻繁了。
故鄉，以鄉音、土地、人情、鄉規民約等為基礎，地緣與血緣交織，重復賽局、熟人社會、資源稀缺等孕育出「善良淳樸」「互幫互助」、「精打細算」「小而全的家庭生產模式」等外在行為。
三、對故鄉情感的變化
於我內心，對故鄉的態度有明顯的變化過程： 從我十八歲離開時「為賦新詩強說愁」的文人心態，懷念童年樂事、鄰裏和睦；再到以研究者心態研究它的嬗變，研究它的縣域現代化與鄉村雕敝、文化大幅落後於經濟，嘗試研究農民行為、農村形態、農業生態變化的原因，試圖去情感化以更加客觀認知它，但潛意識是去美化和解釋不斷衰敗的鄉土；再後來，當我看到曾經的鄉土秀美風光被毫無規劃、肆意破壞耕地的違建所取代時，那種內心的失落感是強烈的，記憶中的故鄉是不再了，我充滿復雜的情感，夾雜有對復雜的人情世故和自私落後的悲嘆、對雕敝荒涼缺少人氣的惋惜、對過往雞犬之聲相聞田園牧歌的懷念、對閏土離我遠去的無奈； 到了現在，我更多的是釋然，我返回故鄉不是為了一片記憶中的土地，而是為了土地上的人以及童年少年經歷所產生情感；返鄉的意義不是去憶苦思甜，不是去懷舊和聖母般的拯救，而是看那裏八十歲的老人，吃上家養的雞鴨和魚兒。
故鄉會變，也會消失。故鄉會現代化，故鄉也會雕零，這幅略顯怪異和矛盾的圖景就同時出現了。城鎮化行程還將繼續推進，隨著祖輩和上一代人的離去，笑問客從何處來將是一種常態，大規模的季節性的城鄉間可能也將大幅下降、成為過去。這是必然的，所要警惕的是進步過程中未被充分關註的群體以及可能伴生的種種不足，諸如前文提及的留守人群的心理健康、就醫保障、文化教育，畢竟沒有人力資本積累的縮小，收入和財富的分化將只會愈加嚴重。
四、總結：鄉村觀察時的思維方式
每年返鄉後，都會有大量的記錄文字，我常思考應該有怎樣的思維方式對看待這些變化，妥善安置對於故鄉的情感。
其一，諸多文章或者影視作品中，有的描繪鄉村的溫情與質樸，頌揚互幫互助，有的則細數並大加貶斥鄉村存在的種種陋習和弊病，揭開溫情的面紗。對於此，有必要持一種相對客觀的態度，放棄先入為主的價值評判，嘗試從理解和分析的視角去看待它，事物的存在有其發展邏輯與依據。事物是多面的，不必以一面觀察而否定其他方面。鄉村這個社會同任何事物一樣，有它的多面性。每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所處環境不同，這會影響到對於資訊和見聞的篩選，進而影響到態度。
警惕顧影自憐式的觀察，警惕聖母式的觀察，警惕情感大於理性。有時想法是好的，但要站在社會發展規律和客觀理性的角度，既不要用鄉情涵蓋問題，因為鄉村也要吃飯；也不要用高高在上批判鄉村的不合理，因為不合理有其歷史邏輯。鄉村本身是缺乏發聲能力和機會的，它在公眾眼中的樣子，主要取決於觀察者的視角和傳播手段，有時甚至不是它本身的樣子。
其二，人類不僅有感情，還應當有理性約束。不必刻意讓情感宣泄泛濫，甚至泛化到影響對問題的客觀分析。情感的宣泄有助於尋找內心的平衡，是解決內在矛盾的一種有效辦法，但那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方法，只有真正從理性的角度理解了才能獲得相對的釋然，反思自己是否過於絕對和片面，理解之後才能預見事物大機率的發展方向。
其三，長期以來，有一種傾向是「非黑即白」的思維習慣。這種思維下，要麽盲目自信地否定別人，要麽妄自菲薄地否定自我，無益於開展討論。事物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好的一面，應該去正視這種常態。
其四，避免道德泛化，用道德排斥或者否定不符合其框架下的言行，以道德評價代替客觀分析。似乎占領了道德高地，就可以居高臨下俯視眾生。道德層面的東西主觀性太強，主觀的東西只是各自的認識，很難分清對錯。一談起道德，往往並無實質所指，且缺乏嚴格定義，特別容易產生分歧。與講道德相比，討論問題更要講邏輯，要熟悉具體的事物。
其五，諸多問題沒有絕對性，而只是一種傾向性或者較大機率的可能性。錯誤的精確不如正確的估計，許多事情的發生與演變受極偶然因素的影響，不必太過絕對地判斷對與錯。人是矛盾的結合體，總是在尋找平衡，諸如外在之事與內在所感的平衡、內在各種沖突的平衡、虛擬世界與現實生活的平衡。但絕對的平衡難以存在，總會表現出一種傾向性。
其六，鄉村的問題存在歷史性、階段性、地域性。我們看到的鄉村現狀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是延續傳統社會生產方式並歷經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及城鎮化階段的結果。鄉村社會是古老的，是自然與社會相互結合的產物與存在，在發生迅速的變化，它的變遷會經歷不同的階段，在一國一地可能出現多種階段並存的狀態。我們總會由特殊到一般地提煉並總結某種普遍的規律，但事實上有些規律並不完全適用於中國鄉村。鄉村社會地區間的異質性特征突出，地域性的背後是千差萬別的現象以及多種多樣的原因。
其七，由於地域差異的存在，總量分析下需要做更多的結構分析。中國的農村地域廣泛，發展階段不一，文化程度不一，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錯誤。總量判斷之外要從結構進行分析，分類討論、分層次論述。這需要真正沈下心做好田野研究，去了解農民的內心世界、各地區的不同特點、目前階段特點，不盲目自信提出全域性和普遍性的結論。
作者與外甥女
暮色中返鄉
清晨中離去
作者外婆家的土竈
依稀可見的歷史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