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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資本市場進入長期牛市,但目前不會是快速跨入大台階的行情|一周大V熱觀點

2024-10-26三農

#市場點金#

化債資金補缺口,哪些行業將收益?

明明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對於城投市場,短期而言仍需關註增量的穩增長政策對於信用市場的沖擊情況, 建議關註短端化債重點省份城投債的配置價值 。對於負債端較穩定的機構而言,可適當拉長久期至2-3年,關註中部資質區縣級城投債的配置價值。此外,當前海外城投美元債、點心債等品種與境內債利差仍處較高水平,可積極關註海外城投債的配置價值。對於非城投板塊信用債,可關註重點省份3Y左右的大型城農商行與地方AMC存量債的配置價值。產業債方面,可關註公司業務與地方政府往來較為密切,建築工程、運輸、公用事業等行業的地方國企短端1-2Y存量債的配置價值。

中國資本市場進入長期牛市

邱曉華 巨豐投資首席經濟學家

如果沒有太意外的國際黑天鵝事件或國內自然災害, 個人認為中國的資本市場應該是進入了一個長期的牛市。 過去的高點並不是高不可攀的,很可能會在未來某個時點被突破。但目前的階段可能還是一個逐步向上的行情,不會是一個快速跨入大台階的行情。未來的終點我們可以看得很高,但這個過程不要太快,因為太快容易導致消化不良,最終受影響的還是普通投資者。

在資本市場方面,新的股民主要是90後和00後,他們是增量的主力軍,但也可能是市場不順的一個群體,因為他們在最高位進入市場,導致出現了一些調整,可能目前虧損了30%到40%。市場變化太大,前期整體性修復行情過於瘋狂,節奏太快,導致市場受到影響。輿論和政策都開始受到影響,出現一些變化。輿論的爭吵可能影響到市場信心和預期,政策部門可能也會采取措施來降溫。

第一輪行情是由資本市場中國資產價格嚴重縮水造成的修復需求,正好趕上美元降息,為中國資產提供了修復的契機。目前,修復行情大致接近合理水平,但價值還沒有完全到位。如果美元利率能進一步下調,修復行情將進一步顯現。

#地產洞察#

中國的土地供應由地方政府主導,是高度碎片化的,而勞動力市場越來越統一,人口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這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土地市場的扭曲和資源配置的低效。

地方政府的債務大多以土地的價值和潛在收益為抵押,但潛在的債務風險又需要中央政府兜底或承擔相當的救助義務,形成道德風險。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考慮三個方面的措施:

一是有意識地增加土地供應的彈性,根據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人口流動情況適時增加或減少土地供應,將土地和當下房價監管機制更緊密地聯動起來。

二是建立全國統一的土地配額交易市場,就像碳配額和電力交易一樣,由各地區自願相互交易自己的年度土地配額,實作土地要素的市場化定價和全國統一配置;在必要時,也可以由中央政府追加和拍賣部份土地配額,以穩定土地市場。

例如單位土地配額在西部地區的經濟價值也許是一萬元;在沿海地區也許是十萬元。配額在兩個地區之間進行交易,西部可以獲得超過一萬元的經濟收益;沿海地區也同時收獲了更高的經濟價值,形成互利共贏。

三是將賣地收入調整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的收入,用於調節地區之間的財力平衡、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和解決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內的其他民生目標。

#宏觀慧眼#

後續財政政策或持續加大養老、育兒等社會保障類 支出力度

趙偉 申萬宏源首席經濟學家

化解債務風險背景下,本輪增量政策資金來源或較「四萬億」計劃有明顯區別。 近年,地方債務付息壓力明顯增量,專項債尤為明顯。較大的債務壓力,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加杠桿空間或相對有限,另一方面或掣肘增量政策落地效果。因此,近期財政部新聞釋出會介紹的增量政策中,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為首要政策,且後續大規模增量資金的加碼可能主要來源於中央。

隨著中國城鎮化行程放緩,人口結構明顯變化,一攬子增量政策支持重心或相較‘四萬億’計劃有所改變。當前中國人口陷入負增長,城鎮化速度亦放緩,傳統基建投資可能難以再度成為財政穩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工具。參考日本財政支出經驗,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生育率下滑,後續財政政策或持續加大養老、育兒等社會保障類支出力度。

需要有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

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我們需要有更大力度的逆周期政策。

在財政政策方面,政府的廣義支出不應低於私人部門的廣義作為分和名義 GDP 的增速,即全社會的名義支出。

貨幣政策方面,最基本的原則是迅速、顯著地降低實際利率。

房地產方面,目前房地產市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多數房地產企業仍然面臨現金流極度困難,收入和支出無法匹配的狀況。因此,當前需要穩定房地產企業的現金流,使其能夠實作正常的融資活動。

經濟學諾獎得主:AI的危害

張曉泉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 Irwin and Joan Jacobs講席教授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Daron Acemoglu的研究指出,AI技術若不受監管,可能對社會經濟和政治產生負面影響,如破壞競爭、加劇不平等和威脅民主。他提出透過監管和政策引導AI研究,以確保技術發展造福社會。

Acemoglu還探討了AI對宏觀經濟的實際影響,認為其效果取決於技術套用的廣泛性和生產率提升,預測AI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貢獻有限。他強調技術進步應透過正確選擇實作共同繁榮,而非加劇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