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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誌琴 | 中國人的政治意識

2024-02-09教育

劉誌琴老師是讓人敬重的長輩,去世幾年後,大家依然很懷念她。最近她的公子毛丹青教授托我找一個適合的學院接收她的部份藏書,考慮到這批書對於一般的學院可能更有用,於是接洽了太原師範學院的朋友,得李峻傑兄相助,一拍即合。即日回京後接洽寄出。我想,這或許是劉老師的心願之一。

我們希望這次捐贈,能夠讓劉老師的藏書惠及更多愛書的大學師生,也傳遞劉老師的一份情誼。

現特別轉載劉老師此文,以表達對劉老師的懷念與敬意!

上世紀70年代毛丹青先生為母親劉誌琴畫的素描

2013年劉誌琴(左三)與研究室同事在近代史研究所合影,左四為作者李長莉。

中國是政治意識非常濃厚的國家,它不僅以頑強延續的社會制度,享有四千年的文明史,還以名家輩出的政治家彪炳於世。這是中國人的幸事,因為足以有運籌帷幄的人才治國理政,使王朝綿延亙久,創造了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也是中國人的不幸,當世界邁進近代化的潮流,中國卻背負沈重的政治桎梏,步履維艱,使長期領先世界發展的中國,落後於時代,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的創傷。

中國人政治意識之強,不僅表現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體制,激勵各階層的人士學而優則仕,走上從政的道路,源源不斷地湧現政治精英,還在於國家意識形態滲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廣大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政治教化。以倫理政治為本位的文化,形成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化,這是培育政治家的最佳土壤。

封建政治的實質是維護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化的主要表現,是無所不在地維護等級序列。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一飲一食,一衣一帽,莫不有具體生動的樣式和內容,在中國的衣食住行、節日喜慶、休閑娛樂、日用器物,無一例外成為等級序列的載體。

穿衣著裝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顯著、最充分地表現人們的身份地位。封建制度的等級性首先在衣冠服飾方面有強烈的體現,如果說這人人不可須臾分離的衣服,在各個國家、各種文化形態中都有等級之別的話,但在中國列為道德化的表徵,王朝禮制的重要內容,在世界服裝史上也屬罕見。東漢的班固在【白虎通義】中提出衣服的概念,那就是聖人制作衣服,不僅是為了防寒蔽體,更重要的是「表德勸善,別尊卑也。」一身衣衫從質料、色彩、款式、花紋無不被歷代禮制所規範,賦以等級序列和身份地位的涵義,成為倫理政治的圖解和符號,由此形成衣冠之治的規章和傳統。皇親貴戚、官員士大夫、農民工商,從穿靴戴帽,怎樣著裝,穿什麽,不穿什麽都有明文規定和限制,冒犯的被認為越禮逾制,要受到法律制裁,因穿衣服不當而獲罪的,史不絕書。在戲曲舞台上演員的著裝有個不成文的規則「寧穿破,不穿錯」,穿衣服,錯不得!是這樣深入人心,以至戲說、說戲也不得違反這鐵定的規則。

衣冠服飾在古人看來,不僅是防寒、實用、審美的消費品,更是等級身份、倫理政治物質化的形態。從這裏可以理解,明代男子常見的發型是將頭發盤在頭頂,蒙上巾帕,稱之為「一統天下」;清代男子與此相反,在頭上剃去四周的頭發,留下中間,梳成一條辮子,垂於腦後,寓意「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理發梳頭本是生活起居的尋常事,卻以治國平天下命名,寓有這樣強烈的意識形態,這是政治意識深化到生活細節的表現。所以在2300多年前趙武靈王因為推行胡服騎射,而遭遇殺身之禍;400 年前明清易代之際,為剃發還是留發,梳辮子不梳辮子,多次釀成血腥暴力,甚至引發屠城的嚴重事件,這是生活方式政治化到極致的表現。

生活方式如此政治化,在前現代中國是無處不在,無處沒有。從思想到物質,從社會建制到消費品的分配,建立了以「禮」為中心的完備體系,古人倡導:「百姓日用即道」,大到治國平天下,小到穿衣吃飯,家常日用,無一不是天道倫理的體現。最典型的是故宮建築群,這以宮城、內城、外城組成的三重城,居京都的中央地帶,三大殿如土形,喻以君臨天下,左祖右社,東西兩側建築物對稱分布,由近及遠形成中間高兩邊低的格局。城市居民的房屋都是圍繞紫禁城中軸線建築,其高度和規模按社會等級循序遞減。這種左右對稱、高低有序的組合,實際上是政治格局的延伸。平民百姓家居的四合院也是如此,那種東西南北四向所構成的封閉院落,以廳堂為中心,正房、偏房,主次分明,上下嚴整,這種布局體現的是家長制中尊卑有別,貴賤分明的人際關系。所以這四合院從形式到內容,也是封建家庭倫理的展示。

服裝、住房的等級和建制,有國家的成文法為依據,這是強制性的規範,那出自民眾的風俗習慣,民間傳說,並非是官方的規定,卻也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追溯中國節慶的起源就可略見端倪。端午節吃棕子、劃龍舟,是為了紀念二千多年前憂國憂民而投水自盡的屈原;中秋節的月餅,是來源於元末農民軍以暗號藏於面餅中,進行起義的聯絡;寒食節是因為晉文公為求得隱居的介子推出山從政,放火燒山,豈知介子推拒絕出山,抱住樹身執意被燒死,晉文公在痛悼之余,命令從今以後每逢這一天全國不燒炊,吃冷食,以示紀念。全國性的節日是如此,有些地方節日也不例外。定海是偏居一隅的海島,中秋節在全國都是八月十五,唯有這裏在清代是八月十六,據說這是紀念明末南逃的皇室。九月二日是定海獨有的節日,這一天是清兵攻破定海的日子,當地人稱為「難日」,嗣後每年到這一天,敲鑼打鼓驅逐鬼厲,全城祭奠,設飯食招待來往過客,稱為「屠城羹飯」,由懷念故國成為一種民間信仰,是政治情結至深至重的表現。

再看,中國最著名的四大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前三部是政治性小說,即使是兒女情長、充滿脂粉氣的【紅樓夢】,被現代人闡釋為世家大族由盛而衰的百科全書,也屬微型的政治小說。在明清風行的講史、評書、戲曲,諸如【隋唐演義】、【封神榜】、【楊家將】等等膾炙人口,為民眾津津樂道的,也多為國家興亡,政權更叠的政治故事。

中國人何以在衣食住行,文化娛樂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凸現濃厚的政治意識?歸根結底,是中國具有生活方式、等級序列、倫理道德三位一體的文化模式,在這種文化模式中,衣食住行和民眾娛樂不僅僅是生活、享受的消費品,也是非文本的思想教本。寓教化於日用,是中國傳統的經典之教,它以等級分配為核心,以倫理政治為本位,滲透經濟、文藝、教育、人際交往和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從權力財產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費,幾乎無所不在,形成生活方式政治化的傳統。這種文化模式最能適應以小農業生產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形態,使極端分散的小農戶從居家過日子就籠罩在同一的倫理政治氛圍中,無處不受到教化。目不識丁的農民只要生活在這裏,就能從切身生活的體驗中接受影響,世世代代相沿為習,積澱為民族文化心理,成為群體無意識的自發傾向。阿Q 大字不識一個,不知道自己姓氏,可他非要頂著一個趙姓,還不是因為趙姓在當地是有社會聲望的大族,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人情世故,驅使他拼命往上靠,攀附權勢。所以中國人從權貴到平民都有濃厚的政治情結,這對凝聚廣土眾民的國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生活方式政治化的機制,又導致民族心理承載封建意識的重負,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啟蒙往往從生活領域發端,沖擊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