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君
本文轉載自錢幣學研究，原文刊於：【中國金幣文化】2024年第一輯，註釋從略，請征原文
紀念紙幣誕生
千年關鍵學術問題擷要
楊 君
（中國錢幣博物館）
紙幣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貨幣形式，而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中國北宋時期成都地區出現的「官交子」。紙幣是中國的偉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貢獻。中國錢幣學會在2023年3月，在紙幣的誕生地成都，召開了「紀念紙幣誕生1000年學術會議暨中國錢幣學會學術年會」，形成【成都會議共識】，明確了「誕生於北宋成都的交子（官交子）是舉世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偉大發明。交子誕生日以益州交子務設立的時間為準，即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歷1024年1月12日）。」此次會議學界達成共識，為後續的相關活動打下堅實的學術基礎，有力推動了全國紀念紙幣誕生千年活動的開展。
紙幣誕生問題本質是一個學術問題，紀念紙幣誕生這一重要社會活動必須要有堅實的學術基礎，必須要有可靠的學術支持。紀念紙幣誕生千年有幾個關鍵性學術問題是必須要明確的。
一、官交子是紙幣，
私交子只是民間票帖
「交子」一詞來源於民間商貿交易用語，較為通俗，意為「交納了錢的憑證」。歷史上的「交子」分為兩個發展時期，即「私交子」和「官交子」，「私交子」又經歷了民間自由發放的私交子和官府介入管理的私交子兩個階段。
關於「私交子」，即民間發行的交子，是交子出現的最早形態。私交子出現的準確時間尚不可考，學界一般認為「交子出現於公元10世紀末頁應是最為恰當的」。具體說來，最早的私交子至少在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順起義時就出現了。【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誌無眉州，有雅州。）歲鑄錢五十余萬貫，自李順作亂，遂罷鑄，民間錢益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滋多。」從這段史料看，王小波、李順起義（993—995年）使得四川地區數州的鐵錢監停鑄，民間鐵錢越來越少，為應對「鐵錢荒」，民間私下以交子交易。
這種純民間的交子也很快出現了問題，導致案件頻出。為了規範私交子這種民間票帖，在張詠任知益州時，對民間流行的私交子進行整頓，授權「富民十六戶主之」。即益州地方政府授權有實力的十六戶富商來主持發行私交子事宜，私交子由民間自由發行，變成了官府認可的專門富商主持負責發行，有官督商辦的意思。由此，私交子由民間自由發放的私交子，發展到官府授權部份富戶主持發行的私交子階段。
官府介入管理的私交子在發行一段時間後，仍然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信用危機，【宋朝事實】載：「始益州豪民十余萬戶（「萬」字疑衍），連保作交子，……收買蓄積，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亦有詐偽者，興行詞訟不少。或人戶眾來要錢，聚頭取索印，關閉門戶不出，以至聚眾爭鬧。官為差官攔約，每一貫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貧民。」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對有問題的交子戶取締關閉，「令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甚至叫停了益州的私交子業務。
關於「官交子」，即官府發行管理的交子。私交子發展到官交子，經歷了民間自由發放的私交子，官府授權部份富戶主持發行的私交子，官府設立專門機構發行管理的官交子三個階段。知府事諫議大夫寇瑊收閉交子鋪，停止了以前授權成都十六戶富商主持發行私交子的行為，導致了私交子在寇瑊主政成都時被廢止。直到知益州薛田上任後，他考慮到交子對成都財政、商貿的獨特作用，奏請朝廷由官府主辦交子業務。這是薛田第二次上書朝廷要求官辦交子。早在宋真宗時期，薛田就曾經奏請朝廷設定官方交子務，【楮幣譜】載：「大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不報。」只是第一次的奏請沒被朝廷批準。幸運的是，薛田第二次奏請發行官交子，得到了朝廷的允準，【宋朝事實】載：「自來交子之法，久為民便。今街市並無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歸於官中。」「自住交子後來，市肆經營買賣寥索。今若廢私交子，官中置造，甚為穩便。仍乞鑄‘益州交子務’銅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務行使；仍使益州觀察使銘印」。北宋朝廷在「【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益州收到朝廷允準的詔書後開始發行官交子。
關於私交子和官交子的性質。首先，私交子和官交子表面上都是交納了錢的憑證，近似後世的銀行存單，但是私交子和官交子在兌換期限（「界」）內可以由任何持有人以有價票券的形式流通使用，而存單必須由存錢人或存錢人的委托人到銀行兌換。因此，即使是私交子和官交子都不能簡單說是存單。其次，認定紙幣的一個關鍵點是國家信用，即由國家發行管理，這由紙幣的性質決定的。紙幣是代替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由國家（或某些地區）發行的強制使用的價值符號。紙幣本身沒有價值，紙幣是體現價值的符號，必須有國家信用背書，由國家發行管理，官交子由北宋朝廷允準的益州地方政府發行的有價票券，具備了紙幣的特點；私交子無論是民間商戶自由發行，還是益州地方政府挑選的十六家富戶主持發行，都是由發行商戶私人信用背書和負責的，私交子本質是民間票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紙幣，紙幣價值符號的特點決定了紙幣一定是由國家發行管理或國家信用背書的。
二、誰是「紙幣（官交子）之父」
關於誰是「紙幣之父」或「交子之父」？有學者認為宋真宗時期的知益州張詠是「交子之父」。的確，張詠挑選了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發行私交子，是對私交子發展有重要貢獻的人物。但是，張詠既非私交子的發明者，也非官交子的創立者，只是代表地方政府對私交子進行整頓引導的人，此時的私交子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紙幣。因此，不能稱張詠為「紙幣之父」或「交子（紙幣性質的交子，即官交子）之父」。真正的「紙幣之父」或「交子之父」是宋仁宗時期的知益州薛田。薛田是倡議並推行官交子的核心人物。【楮幣譜】載：「大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不報。」唐士恥撰【益州交子務記】贊道：「揆厥攸元，薛田之力居多。天聖、明道之間，蓋章憲（獻）明肅皇後（劉娥）實司聽斷，其能決然用薛田之議，亦仁也夫！亦智也夫！」【宋朝事實】亦載：「自天聖元年薛田擘劃，興置益州交子至今」。可知，薛田在任轉運使時即有設官交子務的動議，在任知益州時上奏朝廷並獲得批準實施。從這個意義上講，薛田可謂「官交子之父」，即「紙幣之父」！
三、推定紙幣誕生時間的學術依據
紙幣誕生的時間是紀念紙幣誕生千年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上文已經就交子發展的三個階段，及私交子和官交子的性質進行了認定，共識是紙幣誕生的時間應以官交子誕生的時間為準。
關於官交子誕生時間的歷史文獻主要有：【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的：「【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宋朝事實】記載的：「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書放（原作‘旋’）。」其中，【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朝事實】同時記載了發行官交子的機構——益州交子務正式批準設立的時間：農歷「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二十八日）」，換算成公歷為1024年1月12日。僅【宋朝事實】一書記載了益州交子務經過準備後發放第一批官交子，時間在農歷「天聖二年二月二十日」，換算成公歷為1024年4月1日。
考慮到發行紙幣的官方機構設立意義更為重要，且是兩部史籍同時記載，互證無誤；又考慮到第一批官交子發行的時間僅一部【宋朝事實】記載，無旁證，且是公歷的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節」，該時間不適合做國際推廣，不適合作為紀念紙幣誕生的紀念日，故成都會議的錢幣界、金融界專家代表一致交子（官交子）誕生日以益州交子務設立的時間為準，即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歷1024年1月12日）。
需要指出的是，以前的許多著作談紙幣誕生沒有對紙幣的誕生日的農歷和公歷進行認真的換算，以益州交子務設立的時間是「天聖元年」，想當然認為認為是1023年，其實，農歷的天聖元年雖然大部份時間都在公歷1023年，但具體到農歷「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時間已經到了公歷1024年1月12日。這是中國農歷和公歷之間差異造成的，學者不可不察！
四、家喻戶曉的「千斯倉版」
是南宋第十八界會子印版
所謂「千斯倉」版就是中小學歷史課本都采用的，印有「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字樣的印版 （圖1） ，因該版圖中一側有「千斯倉」題記，稱「千斯倉」版。「千斯倉」版曾一度被誤認為北宋交子版，後也有多種觀點，是熱度極高的錢幣學難點和重點問題。
圖1 「千斯倉」版（拓片圖水平翻轉）
為紀念紙幣誕生千年，經過我們的不懈努力，學術探索上完成了三項突破，才最終敲定「千斯倉」版是南宋第十八界會子組合印版中的主版之一。
其一，「千斯倉」版上的「除四川外……」29字是皇帝專門下的「指揮」，印刷在南宋晚期的東南會子上。
關鍵史料即南宋四川宣撫使李曾伯撰寫的【救蜀楮密奏】。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李曾伯密奏朝廷，建議四川地區廢止四川錢引，通用東南會子，提出：「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用京楮。紙樸（應為‘料’）既令取鮮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其中，最核心的文字即「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 （圖2） 。「京會」指東南會子，「指揮」則「是皇帝聖旨的一種，其所涉及的不只是法律而且還包括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除四川行用之文」即「千斯倉」版上的印文：「除四川外，許於諸路州縣公私從便主管，並同見錢七百七十陌，流轉行使」，這29字印版銘文正是皇帝專門下的「指揮」。李曾伯上【救蜀楮密奏】時，南宋流通第十七界、第十八界會子，該兩界會子都應印有除四川行用內容的「指揮」。由是觀之，「千斯倉」版，是南宋晚期印有皇帝指揮的某界面值為一貫的會子印版，是組合印版中的一塊。
圖2 【四庫全書】影印本中的
「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原文
其二，「千斯倉」版與「行在會子庫」版同被民國時期古董商尊古齋黃濬收藏和售賣，兩版面值一致，且表述方式互補，文字風格一致，整體內容互補，時代特征一致，形制特征一致，基本認定兩版為一套紙幣印版中的兩塊主版。
「行在會子庫」版 （圖3）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原陳仁濤舊藏。根據民國時期流傳的【宋交子銅版】拓片（圖4） ，認定「千斯倉」版最晚在1928年已經被尊古齋黃濬收藏。根據現存最知名的「行在會子庫」版拓片（圖5） 收錄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尊古齋金石集】的情況，推定「行在會子庫」版大致在1934、1935年之前，已被尊古齋黃濬收藏。
圖3 國家博物館藏「行在會子庫」版
圖4 【宋交子銅版】拓片及題跋
圖5 「行在會子庫」印版（拓片圖水平翻轉）
其三，重新辨識出「行在會子庫」版主題圖案為「鳳凰靈芝圖」，所印紙幣即南宋十八界會子——「芝楮」。
「行在會子庫」版主要圖案為「鳳凰靈芝圖」：圖案左右為上下翻飛、頡頏相顧的鳳凰，中間為碩大的靈芝。其中，右側為鳳，鳳頭在上，展翅翺翔，鳳尾如飄帶，自然垂下平鋪；左側為凰，凰首在下，俯首低飛，凰尾若卷草紋，舒展絢爛。中國古代大部份時期是嚴格區分鳳與凰的，鳳為雄性，凰為雌性，宋代也是如此。以宋代【營造法式】中的鳳凰圖 （圖6） 為例，該圖中右為鳳，鳳尾呈飄帶狀；左為凰，凰尾呈卷草狀。鳳與凰相向飛舞，高低相顧，與行在會子庫版鳳凰如出一轍。圖案中間的靈芝為菌蓋層疊的大靈芝，靈芝（圖7） 與鳳凰是古代流行的祥瑞圖案，並經常搭配組合出現。該圖案中的靈芝體量特別巨大，又居於「鳳凰靈芝圖」的中央醒目位置，容易成為民間百姓首先關註的圖案元素，所印造紙幣極有可能被稱為「靈芝圖案的紙幣」。事實也正是如此，呂午【左史諫草】載：「當時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繪物名。」即十七界會子因繪有瓶子形狀，俗稱「瓶楮」；十八界會子因繪有靈芝，俗稱「芝楮」。透過辨識國家博物館藏行在會子庫版主題圖案為鳳凰靈芝，認定其為南宋十八界會子的印版主版之一。
圖6 宋代【營造法式】中的鳳凰圖
圖7 靈芝
根據以上三項近來紙幣研究的新突破，終於認定「千斯倉」版與「行在會子庫」版同為南宋第十八界會子印版，是其中的兩塊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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