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北部重鎮張家口市，地處內蒙古高原和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歷來是北方系統文化和中原系統文化折沖交往的前哨陣地，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發揮過特殊的作用。1982年8月，時任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的蘇秉琦先生在蔚縣三關考古工地座談會上，談及當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龍鱗紋與花卉紋彩陶共生現象時，曾形象地指出：「張家口是中原與北方文化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
時隔一年，即1983年7月，蘇先生又在遼寧朝陽發起召開「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座談會」，他在談到包括張家口地區在內的長城地帶的文化特點時又明確地告訴我們，「它的文化發展的規律性突出表現在：同一時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錯存在，不同的群體在這裏交錯。這裏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燕文化，三者在空間上大體吻合，在文化傳統上若斷若續。盡管變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對穩定的因素。這恰恰是這個地區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甚為突出的一點……不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後，從‘五胡亂華’到遼、金、元、明、清，許多‘重頭戲’都是在這個舞台上演出的」。
如今在這個舞台上，一幕緊接一幕有聲有色的歷史活劇的細節，我們可能永遠看不到了，但透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透過對歷代先民在生產、生活等各種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遺跡、遺物的分析研究，仍然可以幫助我們恢復當時歷史的概貌和基本輪廓，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認識。由張家口市文化局副局長、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賀勇主編的【張家口陶瓷集粹】一書，即是幫助大家了解該地區歷史發展概貌和規律所作努力的一部份。該書前面的【概述】，以簡明的文字交代了張家口市的地理區劃、自然環境和歷史沿革，一開頭就使張家口在讀者腦海中有了一個明確的時空定位。對以歷史發展為序選出來的180件陶瓷器精品的淺顯易懂的介紹，分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朝歷代的社會生活狀況，給人們留下了形象生動的銘印。
新石器時代早期，陽原泥河灣於家溝遺址出土的陶片，陶質疏松，造型簡單，經熱釋光測定，距今約1.16萬年，是迄今所知華北地區出土的時代最早的陶器制品。它和北京市門頭溝東胡林、昌平上宅、河北徐水南莊頭等遺址出土的陶器一起，代表了中國新石器時代初始階段華北地區制陶業的工藝水平胡特點，成為由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
新石器時代晚期，蔚縣琵琶咀遺址和三關房遺址出土的花卉紋彩陶盆和小口雙唇尖底瓶，是主要分布於黃河中、上遊地區的仰韶文化廟底溝型別的典型器物。它們在這裏出現，表明至遲在距今6500－5500年前，中原文化系統即曾一度播遷至此，與當地以蔚縣四十裏坡出土的彩繪龍鱗紋圜底雙耳罐為代表的紅山文化相交錯，成為蘇秉琦先生所作「張家口是中原與北方文化系統接觸的‘三岔口’，又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論斷的有力證據。
之後，主要繼承紅山文化而形成的小河沿文化成為包括張家口在內的長城地帶的主人，出土於涿鹿煤溝梁、陽原姜家梁等遺址的陶雙耳罐、高領罐、矮領罐、直領罐、雙腹盆、深腹盆、彩繪直口盆、彩繪斂口盆、彩繪豆、矮圈足豆、高柄豆、細高柄豆、盆式豆等，構成了小河沿文化的主要器類，也是小河沿文化一度繁榮的證明。小河沿文化是一支非常有活力的文化，除長城地帶以外，往南還有更遠的分布，在張家口以南的北京昌平雪山、河北保定容城下坡等遺址均發現有小河沿文化的陶器。
新石器末期，隨著小河沿文化的逐步消失，以帶鋬肥袋足鬲、鏤空高柄豆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占領了這一地區。但時間不長，當歷史的車輪轉到早期青銅時代，便又為主要和小河沿文化有淵源關系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所取代，北方系統文化又進入了一個繁榮期。出土於蔚縣三關、水北、赤城樣田雙山寨等遺址的彩繪筒形鬲、彩繪高領鬲、磨光黑陶筒形鬲、折肩鬲、彩繪尊、彩繪簋等，清楚地反映了當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特點。
夏家店下層文化像小河沿文化一樣，分布十分廣泛，我曾根據不同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特點將其分為三個不同的型別，分布於張家口宣化盆地壺流河一帶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以蔚縣三關遺址為代表稱為壺流河型別，它既有其東北方向夏家店下層文化核心分布區夏家店下層型別的因素，又有來自東邊的天津大廠大坨頭遺址為代表的大坨頭型別的因素，當然也有不見於其它兩個型別的當地的因素。夏家店下層文化往南也有較遠的分布，在河北保定地區的許多遺址中都可以看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遺跡。夏家店下層文化存在的年代相當於中原地區夏至商代早期，需要指出的是，在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晚期，早商文化曾沿太行山東麓一度北上突進到壺流河流域，但很快便退縮回去了。可惜圖錄沒有收錄這方面的標本，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這裏可能是圍坊三期文化——張家園上層文化分布的地域，只是遺址較比稀少，沒有留下多少遺跡和遺物，其整體面貌如何，知道的並不多。
大約從西周晚期或春秋初，中原系統的燕文化對該地區的影響開始顯現出來，采集於宣化一帶的粗繩紋柱足鬲即可能是該時期燕文化影響下的產物。燕國雖早在西周初年即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建都，但燕文化真正擴至張家口地區，已經到了戰國時期，出土於赤城、蔚縣、宣化、涿鹿等地的鼎、鬲、簋、豆、小口壺、方壺等是典型的戰國時期燕國墓葬中常見的仿銅陶禮器。不過宣化煤建公司墓地出土的夾砂夾蚌紅陶鬲則不屬於仿銅陶禮器之列，而是一般居址中常見的實用器，這種形制和質地的陶器僅見於燕文化，而不見於中原系統其它封國，是燕文化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和當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產物。
漢代，除壩上一些縣先後為匈奴、烏桓、鮮卑掌控，大部份已歸漢廷所設郡縣管轄，是難得的社會較為安定的時期。出土於宣化、赤城、萬全、陽原等地的彩繪陶鼎、壺、盆、熏爐、竈及出於宣化、蔚縣的陶羊形尊、魁、井、三足奩、匣、綠釉陶竈、圈等，是西漢、東漢時期墓葬中常見的模型明器，代表了漢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其中東漢侍女烤肉圖陶竈則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北方地區居民的生活場景，更是一件難得的藝術珍品。
魏晉南北朝時期，今張家口市行政區劃屢屢變化，民族矛盾加劇，社會動蕩，至公元386年鮮卑貴族拓跋珪建立北魏，北方始又歸統一。這時期留下的文物古跡不多，陶瓷器皿亦甚為少見。
經隋至唐，社會略微安定，張家口壩下各縣常有唐墓發現，出土於蔚縣、赤城、涿鹿、宣化等地的綠釉塔式罐、綠釉鳳首壺、綠釉貼花罐、六鋪首高領罐、青釉雙系罐、黃釉雙系罐、黃釉塔形罐、黃褐釉戳點紋執壺、白釉執壺、白釉碗、綠釉碗等具有鮮明的唐代風格，代表了該地區陶瓷器的水平。
五代十國以後的遼、金、元時期，今張家口地區先後由契丹、女真、蒙古族建立的政權統轄，元中都即建在此地。鳳首壺等47件陶瓷器是遼、金時期陶瓷器的典型標本，其中宣化下八裏遼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張匡正墓、遼天慶七年（公元1117年）張恭誘墓以及張世本墓出土的黃釉瓜棱腹執壺、白釉葵口瓜棱腹執壺、黃釉龍柄碗、黃釉碗、白釉葵口碗、三彩花卉紋折沿盆、黃釉唾盂、黃釉花口盞托等不僅年代明確，而且多是彌足珍貴的精品。
元代白釉褐彩龍鳳紋罐、白釉雙系罐、青釉荷葉蓋瓜棱罐、影青釉龍柄葫蘆瓶、白釉黑彩「王家酒瓶用」款四系瓶，黑及褐釉、黑褐釉梅瓶、天蘭釉碗、青釉菊瓣口碗、青釉刻花卉紋碗、卵白釉印花雲龍紋高足碗、影青釉碗、白釉葵口碗、青釉印花卷雲紋花口盤、青釉貼花雙魚洗、白釉黑彩虎紋長方形枕、月釉三足香爐、影青釉三足爐、影青釉燈盞、白釉點褐彩羊等則是來自全國各大名窯的產品，反映了元帝國國勢的強大和全國歸於一統的政治局面。
明代，張家口為北方重鎮。清代，成為蒙、漢貿易的中心和集散地。下圖的黑褐釉、黑釉罐出自赤城縣馬營鄉車家溝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開平衛昭勇將軍墓，白釉褐彩花卉紋罐出自同一地點明中期王佐將軍墓，均為明代同類瓷器的上乘之作。其它明清瓷器雖非官窯產品，但在民窯瓷器中也頗有特色。
瓷器是中國的發明，著錄、研究瓷器的著作不勝列舉，歷來受到重視和關註。作為瓷器前身的陶器，雖然在中國已有一萬多年的歷史，但與瓷器相比，受重視的程度卻遠遠不及後者。其實，陶器、瓷器都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作為古人留下來的遺物，都具有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將其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來看，它們在歷史上都發揮過重要作用。作為觀賞和研究物件，瓷器造型別致，釉色瑩潤，色彩斑斕，藝術性更為突出，因而受到更多人的青睞，可以理解，也無可厚非。但作為研究者而言，卻不能因此而忽視陶器，無論陶器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還是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的廣泛性，都不亞於瓷器。
本文由王芳摘編自 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著 【張家口古陶瓷集萃 】 一書中李伯謙先生的序言部份。圖片摘選自本書。內容略有刪節。
【張家口古陶瓷集萃 】 是張家口地區古陶瓷的圖錄，收錄了從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陶瓷精品180件，為研究該地區陶瓷的歷史發展、工藝風格、藝術價值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本書可供考古學、博學館學、陶瓷史、美術史等相關專業的研究者以及收藏鑒賞愛好者參考、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