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正值明初永樂、宣德時期。明帝國革故鼎新，政局穩固，綜合國力蒸蒸日上，比歐洲航海家還早半個多世紀的遠洋壯舉，目的即任於遠播大明王的國威，而其成果卻遠大於斯，不僅大大地拓展了中國的視野，也有力地促進了明代社會文化的發展，此時工藝品制造業的極大繁榮正是這一發展的放射線與衍生。
在中國歷史上，工藝品制造的發展總是與宮延禦用器物的制作緊密相連，技藝的造極登峰，選料的精益求精，都是壟斷於皇權的藝術品味的絕對要求，這一切使得宮廷作坊成為工藝品制造不斷發展的溫床，而選擇的廣泛與嚴格又使蘊含其中的傳統與韻致並未僵化庸俗，惟其如此，才使官造作品成為各時期工藝水平的最高代表。兩相疊加，使得宮延工藝品制造成為明初對外交流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琺瑯更是其中獨具特色的品類。
掐絲琺瑯器，是在金屬胎體上用細而薄的金展絲焊著成所需圖案，用隨類賦彩的方法，在其肉外填飾各種顏色的琺瑯釉料，經焙燒、打磨、鍍金而成的工藝品，它可呈現出猶如寶石鑲嵌般璀璨的效果。大家耳熟能詳的「景泰藍」所指正是掐絲琺瑯，實際上掐絲琺瑯工藝於元代傳入中國，所謂「景泰」則是幾百年來的誤傳。宣德款掐絲琺瑯器是作為目前所見最早有紀年款識的制品，開官款之先河。胎體厚重、成型規整是宣德琺瑯器的特點之一。
掐絲琺瑯器所具有的富麗效果，非常適合宮廷殿閣環境的陳設，又能滿足皇家的審美需求，因此從其引進伊始，便成為皇家工藝美術的重要一支，經明至清，制造不綴。
明早期官造琺瑯器，在繼承元代的基礎上又有發展。雖然洪武、永樂沒有留下帶銘文的琺瑯器，但透過比較與鑒別，我們仍能在諸多沒有銘文的器物中推斷出當時的作品。至宣德朝琺瑯器始有官款，並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宣德以前，琺瑯器的品種很少，僅有爐、瓶、盒等三種。宣德時期卻有很大的拓展，傳世的就有觚、尊、爐、瓶、盒、盤、杯、碗、盆、雙鹿棋盤等十余種。從功用的角度看，它們已由原來只具有單一性質的陳設觀賞品發展到生活用器、佛堂用器、娛樂用具等。
宣德琺瑯器的裝飾圖案更有突破性的發展。之前無論何種形制，幾乎都用纏枝番蓮紋作裝飾，宣德後除沿用蕃蓮花紋以外，更把中國人喜愛的牡丹、茶化、秋葵、梔子等十余種花卉，還有香瓜、荔枝、枇杷等七、八種瓜果，以及代表吉祥含意的獅子、象征皇權的龍鳳，佛教藝術中的八寶、十字杵等都巧妙地運用在裝飾中，大大地豐富了琺瑯器的文化內涵。
宣德初琺瑯在釉料的額色上並沒有增加，早期的那種透明釉料已不再出現，此時的釉料具有溫潤細膩的特點，色澤也穩重雅致。在隨類賦彩的同時，還借用繪畫中的暈染法，使所描繪的物象更自然逼真。宣德朝在琺瑯器上刻官款，不僅記錄了器物的制作年代和其宮廷「身份」，也為我們辨識無款的宣德琺瑯器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從傳世實物來看，宣德時期的作品無論在造型設計、裝飾方法還是圖案內容、釉料運用等方面都在創新，從而完成了琺瑯工藝本土化的過程，使這門外來工藝美術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紮根成長，並成為中國傳統手工藝的重要組成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