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衛榮 館長首先做了題為「紙幣誕生的原因與金屬貨幣的特質——研究貨幣問題要回歸時代大背景下考量」的報告。周老師從中華文明的源頭，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說起，他認為貨幣服務於市場買賣，因此當時尚無經濟層面上的貨幣，而是長期處於物物交換的階段。 周老師強調，紙幣是商貿 （尤其是遠端商貿） 之產物，最初的「交子」——臨時填寫存款金額的券，正是誕生自北宋初年四川地區民間商貿之需求 。隨著「交子」信用的積累，其逐漸發展為紙幣，官方也開始嘗試對其進行規範化管理。
因此，周老師認為，可以把益州交子務成立的日期（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公元1024年1月12日）視作紙幣誕生的日子，這一點也已經得到今年三月在成都召開的中國錢幣學會年會專家委員會的確認，形成「成都共識」。周老師接著辨析了關於「交子」誕生的各種學說，指出 根本原因應當是隨著商貿發展，鐵錢不再適應經濟狀況，因此民間迫切需要一種新的貿易憑證 。與之相對應的是，歐洲長期以金銀等貴金屬作為貨幣，沒有對於紙幣的需求，因而也不可能最先發明紙幣。最後，周老師強調， 一切貨幣問題，必須納入對應的時代背景去討論 ，這也包括當前的數位貨幣問題。
【宋交子銅版】拓片及題跋
而後，來自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 何平 教授做了題為「貨幣價值理論與實踐」的報告。他認為， 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其本身價值的來源是一個重要問題 。關於貨幣價值的來源，學界歷來有貨幣需求、政府信用、儲備資產等說法。在其中，何老師尤其重視貨幣的 接續價值 （continuation value），即當前的貨幣價值取決於未來預期的觀點。從這個觀點出發，何老師指出保持貨幣流動性充裕對於政府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流動性價值支撐不足的話，會帶來過度投資和高杠桿率。
在此基礎上，何老師構想了一種基於貨幣價值的政府信用支撐的解決方案 ：1、政府首先發行信用貨幣並無償提供給所有消費者；2、政府要求以此信用貨幣繳稅，從而創造貨幣的實際價值；3、對於不耐心的消費者而言，他們可以用此貨幣向耐心的消費者購買更多的商品；4、耐心的消費者則願意接受貨幣，因為這可以在未來用於繳稅。最終，這個方案透過適度稅收為消費者創造了額外的財富，幫助經濟實作社會最佳配置。 這一方案也點破了現代貨幣理論的缺陷，即透過大量發行貨幣來刺激經濟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從長期來看必然帶來金融危機 。
如現狀所示，長期濫發貨幣的美國已經陷入了政府信用和私人部門信用的雙重危機。最後，何老師強調 紙幣誕生以後，貨幣價值一直深受政策影響，只有理解了貨幣價值的政府信用基礎，並探究接續價值與政府信用支撐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才能提出有效的貨幣政策。
接下來，武漢大學 陳鋒 教授做了題為「明清貨幣與財政的關系」的報告。他指出， 在明清時期，貨幣除了流通價值，更多體現出財政化傾向，即被視作一種財政手段 。比如，在時人對財政與貨幣關系的認識中可以看到，明清大臣們廣泛認為鑄錢可以籌措經費。而到了晚清，思想界又出現了一些值得關註的新的貨幣理論：第一，制造貨幣為國家特有之權；第二，晚清已經進入「貨幣經濟」時代；第三，晚清財政紊亂與貨幣關系密切，然則貨幣直接影響財政改革。 在討論了明清大臣關於貨幣的觀點後，陳老師接下來重點講解了貨幣本身及其與財政關系的演變情況 。他指出，這方面有三個值得關註的問題：其一是「銀錢兼權」問題，即銀、銅同時作為法定貨幣存在之情況。
不過實際情況遠比此復雜，白銀更多是統計單位，民間仍然盛行銅錢；其二是歲入、歲出與貨幣的關系及「統計銀兩化」問題，陳老師指出賦稅征收的實際情況較之「一條鞭法」後以銀兩為征收標準的規定也遠為復雜。其三是鑄造貨幣的盈余與折虧問題。陳老師指出政府能否從鑄幣中獲利，受到時間與空間等條件之限制，比如雲貴、兩湖、兩廣和江蘇等地區由於自產幣材和采買較易等緣故，更傾向於鑄錢盈利。 最後，陳老師還談論了貨幣在賦稅征收和商業活動中的實態和影響，提出了「貨幣財政」這一概念，希望借此深入探究明清時期財政與貨幣的關系 。
明 「金花銀」銀錠，鑄於萬歷十六年（1588年）國家博物館 藏
隨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貨幣金融系的 何平 教授做了題為「北宋成都‘官方交子’發行的意義與傳統中國紙幣的發展路徑」的報告。何老師關註的第一個問題是 益州「交子」之誕生及其影響 。他首先總結了交子在一千年前誕生於四川的原因，指出關於「交子」起源的核心史料較少，但仍可以推斷「交子」誕生的核心基礎是大宗商品貿易特別是茶商集團聯結的信任網路。接著，何老師分析了 民間交子發展為官交子的原因 。他認為，民間交子誕生自特定市場圈，因而其使用範圍也有限，並且受「交子鋪」的生存約束，出現交子難以兌現的經常性違約事件。
為了消除民間交子違約帶來的民間秩序失控，並超越熟人社會和社群範圍，必然要求國家權力的介入，作為信用貨幣的民間交子最終必然發展為廣域使用的國家紙幣——官交子。在此過程中，北宋後期政府發展出了無準備發行、兩界同時流通和發鈔獲利等手段，南宋政府更是獨斷發行紙幣以維持專制政權的財政和邊防，造就了形式上近似現代央行貨幣政策主導的貨幣數量調控，一般性政策工具、選擇性政策工具、間接調控和直接控制的政策手段普遍使用，都進行了人類紙幣演進史上最早的實驗。南宋「度牒」的隨意投放以吞吐紙幣等手段，也與美國的量化寬松、央行購買國債等類似。
換言之，南宋已經利用紙幣發展出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手段 。接下來，何老師還剖析了元朝統治者為享用西亞奢侈品而造成的白銀價值基準的轉換及其建構的紙幣制度，以及明朝「無準備、無數量控制和無兌現安排」的大明寶鈔，從而長時段梳理了中國紙幣制度的產生與發展。何老師透過這些史實總結到， 中西方紙幣在職能上存在根本差異。在古代中國，真正信用貨幣意義上的紙幣只存在於特定地域，一直走的一條國家紙幣的道路，往往是填補財用的手段，主要發揮流通手段職能。這與西歐紙幣從一開始即為承擔支付手段職能的信用貨幣大為不同 。最後，何老師強調 從傳統中國紙幣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可以提取應對當前私人數位貨幣、位元幣管理、未來的貨幣場景等貨幣問題的思想資源 。
大明通行寶鈔 中國錢幣博物館 藏
上半場結束後，幾位老師一起就貨幣問題展開了交流。首先，就金屬貨幣是否為信用貨幣這一問題，周衛榮老師以半兩錢為例，指出金屬貨幣從其發行開始就體現了價值的不穩定性，這是隨著金屬自身價值的變化而變化，不是因為信用等因素；陳鋒老師也用明清貨幣歷史的例項補充了這一觀點。關於當前世界多種貨幣共存與清代貨幣多元並存互補流通的關聯，陳澤豐老師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現象，多幣種的現狀取決於市場的需求。
秦 「半兩」青銅錢及陶錢範 國家博物館 藏
下半場伊始，中國錢幣博物館 高聰明 副館長帶來題為「從貨幣的本質看宋代的紙幣」的報告。他回顧了馬克思、韋伯、肯恩斯等學者關於貨幣本質的學說，指出 他們普遍將貨幣視作價值計算的工具和手段，而中國古代學者杜佑稱，「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他們的思考是相通的 。接著，他討論了貨幣形態演進的規律。貨幣有著從實物貨幣到商品貨幣的演進過程，而到了這個階段，貴金屬等最廣泛的貨幣材料由於天然稀缺性等緣故，缺乏供給彈性，由此衍生了不受自然資源供給限制的貨幣——紙幣就被發明了出來。
具體到宋代紙幣的發明，高老師指出其創新意義不在於民間紙幣，而在於國家紙幣的發行——即出現了與實體貨幣脫離、價值來源於國家信用之紙幣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宋代財政稅收的貨幣化現狀，其二是以杜佑等學者為代表的，強調貨幣之價值尺度本質和國家財政手段的中國傳統貨幣思想。透過上述分析，中西方貨幣觀念之差異也顯而易見了。
南宋「行在會子庫」銅鈔版 國家博物館 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 滕飛 老師接著做了題為「從中國票據的流變看貨幣的本質及其兩者殊同」的報告。他首先回溯了中國票據的起源和發展。票據誕生於周朝，此後長期扮演著「文書性」商業憑證的角色。到了唐朝，隨著遠距貿易發展、兩稅法實行以及銅錢緊缺，民間社會逐漸孕育了第一種匯兌票據——飛錢，以及支票的前身——書帖。 接著，滕老師分析了誕生於北宋的交子與票據之異同 。
從流動範圍來說，票據是局部範圍的商業結算工具，既認票又認人，交子則認票不認人，具有更普遍性的一般等價物內容；從發行主體來看，交子相較於票據有著更濃厚的官方性質；從貨幣本位來看，鐵錢作為鈔本是其本位特征，同時也有政府權力的加持，而票據的本位則是局限範圍內的商業網路信用及其對應實物或錢幣；從貨幣數量來看，貨幣往往存在政府任意發行的情況，票據的數量則基於市場主體之需求。
此後，票據與法定紙幣漸次分流，紙幣在明初隨著大明寶鈔崩潰不再法定使用，白銀成為中國主要流通貨幣，各類票據遂開始大量流通和發展。晚清開始，重新設立法定紙幣的呼聲再度興起，直到1935年法幣改革，法定紙幣終於從票據中獨立出來。隨後， 滕老師詳細剖析了票據和貨幣的職能異同，並借此強調貨幣的本質問題在當前主流經濟學討論中遭到擱置。最後，滕老師總結到，數量和價值在貨幣這一特殊物上難以截然分開，應當統一看待。
爾後，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系的 郝煜 老師做了題為「‘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傳統國家發行貨幣的兩難」的報告。他以學術論文【誰來維護位元幣制度下的貨幣穩定？來自中國歷史的證據】（Qian, Sheng, and Lemin Wu, "Who Defended Monetary Stability in a Specie Regime?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History",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 vol. 13, no. 3, Sept. 2018, pp. 397～435.）為例，分享了遏制通貨膨脹的中國經驗。
郝老師指出， 古代中國政府常常透過貶值貨幣 （Debasement） ，即制造面值相同但重量更輕或成色更低的錢幣來獲取鑄幣稅，而這會帶來通貨膨脹。但是，這一行為遭到了民間盜鑄的遏制 。其中涉及三個機制：盜取效應 (The steal-away effect)：盜鑄把部份政府鑄幣收入轉化為私人鑄幣收入，從而使貶值鑄幣不足以覆蓋成本；拉佛效應 (The Laffer curve effect)：盜鑄在事後加劇通脹（提高通脹預期降低真實貨幣需求），從而鑄幣貶值無利可圖；韁繩效應 (The bridle effect) ：鑄幣貶值率越高，私人盜鑄越猖獗，通脹越嚴重，鑄幣貶值越無利可圖。
接著，郝老師結合半兩錢到五銖錢的成色變化、二十四史「盜鑄」字眼出現與貶值情況之關聯、清末鹹豐大錢等歷史證據，深入證明了上述三種機制的效力，最終推匯出 盜鑄的難易度與貨幣貶值率的相關性 。由此可以推匯出一個賽局論模型：政府在鑄幣不防偽的情況下，最優選擇為不貶值，而百姓會從中得到實惠；在鑄幣防偽的情況下，政府缺乏盜鑄的約束，可以肆無忌憚地鑄幣，此時百姓的最佳選擇為不接受該鑄幣，結果是百姓不接受紙幣以及其背後的政權。最終，郝老師總結了 傳統國家在貨幣政策上的兩難境地：「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 。因為這個兩難，明清政府傾向於以白銀為貨幣。到了晚清，由於存在外債、攤派等手段，政府仍沒有動機改變白銀這一選項，遲至清末才有意願去改革幣制。這一延遲可能解釋了中國和西方、日本的大分流。
可盜鑄性與政府鑄幣稅相關性
最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 陳澤豐 老師做了題為「從國際貨幣體系看貨幣形態的層次與功能」的報告。陳老師首先介紹到，在全球貨幣市場日成交情況中，從幣種來看是美元占據了半壁江山；從品種來看是貨幣互換（Foreign exchange swap）和遠期匯率（Outright forwards）等占比較大。 由此可見，全球貨幣市場中的美元霸權和現金地位下降的狀況 。接下來，陳老師簡單回顧了美元獲得國際貨幣市場霸權的歷史。他指出，從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美元掛鉤黃金，其他國家的貨幣則以一定匯率掛鉤美元，美元變得愈發重要。
1970年代初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美國總統甘迺迪宣布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變為純粹的信用貨幣。最終，美元取代黃金，變成了價值的參照物。 當前的美元形態豐富，有現金 （當下的美元） 、國債 （未來的美元） 和美元衍生品三種形態，還具有流動性強等特點，這些都使得美元金融體系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柱 。另一種極為重要的貨幣是歐元。陳老師指出，歐元的缺陷主要在於歐洲各國無法自行發行歐元，所以歐債市場極不靠譜，最終在2012年迎來歐債危機。此外，作為傳統安全貨幣的日元也因日債市場深度不足等因素面臨著潛在的流動性風險。關於數位貨幣，他認為，位元幣雖然有交易成本低、較為安全、便捷等優勢，但很難成為取代法定貨幣的幣種。最後， 陳老師總結到，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霸權無可撼動，以數位貨幣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仍任重道遠 。
論壇現場
下半場結束後，與會者圍繞幾個重要問題展開討論。首先，針對數位貨幣今後能否解決當前國際貨幣市場的問題，陳澤豐老師認為這很有難度，因為當前的貨幣其實主要是是主權貨幣，而數位貨幣如果要廣泛推行，勢必將由官方發行，這跟法幣沒有本質區別。圍繞票據與貨幣的具體關系這一問題，滕飛老師指出，票據是官交子的積澱和基礎，而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具有非人格化。對於貨幣的本質問題，高聰明老師強調當前經濟學所論的「貨幣」其實本義更多為流動性和潛在購買力，應當回到貨幣的計算工具本質，從而探究不同貨幣形態背後的「道」究竟為何。最後，何平老師（中國人民大學）對本次論壇進行了簡要的總結，指出 論壇旨在借助「紙幣誕生千年紀念」活動，透過貨幣歷史和貨幣理論的多元的發散式的學術對話，推動對於貨幣的職能存在和貨幣本質的認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