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璀璨的華夏賞石文脈中，最值得一說的兩位，當屬唐代賞石收藏家牛僧孺與賞石家白居易。
牛僧孺，（公元779年—公元847年），字思黯，唐代政治家、文學家，古代賞石收藏界第一人。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樂天，自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唐代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古代賞石理論奠基人。
為什麽說這兩人，唐代還有很多著名愛石之人，這兩位在中唐時期，可把賞石文化玩到了高度。
牛僧孺與白居易兩人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誼，兩人也經常品石作文，有著共同的愛好興趣。
但是，兩人的賞石觀一致，愛石觀不同，一個賞石藏石，一個賞石不藏石。
兩人是誌同道合嗎？這非常有意思，值得細品研究，牛僧孺與白居易經常一起品石論道，從品石中發現石之自然美，提出奇石自然美者，惟牛公也。
牛僧孺坦言：「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
而白居易，為了紀念二人的賞石興趣友情和記載牛僧孺的愛石情愫，白居易特於會昌三年(843)五月題寫了著名的【太湖石記】，簡明而深刻地闡述了有關藏石賞石方面的理論與方法，從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壇上的影響。
鑒於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備，獨樹一幟，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視為唐代的藏石大家。
這個對牛僧孺定義的唐代藏石大家，可是白居易文作中的產物，事實是否如此，可以看牛公的藏石記載。
牛僧孺在洛陽城東和城南分別購置了一所宅邸和別墅，他「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遊息之時，與石為伍」。
牛僧孺在各地任職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計搜奇獻瑰，「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嶽，百洞千壑，視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裏一瞬，坐而得之。」
牛公不愛錢財，惟石才可受之，滿滿兩個府邸的奇石，而石種多以太湖石為主，也可謂他們是太湖石賞石文脈的鼻祖。
牛、白二人之所以喜愛太湖石，也源於牛公的牛李黨爭中的政治影響力，牛公愛石藏石也是一種以石賦情的雅趣，白居易之所以賞石不藏石只因他也是政治家，避嫌牛李黨爭，所以兩人誌同道不同，但都具有家國情懷的石之情愫。
其中，蘇州地方官輾轉搞來幾座「奇狀絕倫」的太湖石峰贈予牛公，「池塘初展見，金玉身凡輕。側眩魂猶悚，周觀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旺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酲。」
牛僧孺激賞之余，寫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長詩，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劉禹錫，白、劉二人前往觀瞻後，也大為稱奇，各自奉和了一首。
白居易稱贊其「在世為尤物，如人負逸才」，自嘆雖曾為蘇州刺史，卻無緣得此奇石，「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劉禹錫在詩中也提到：「有獲人爭賀，歡遙眾共聽。一州驚閱寶，千裏遠揚舲。」讀來令人想見其風采。
牛僧孺在邸墅中羅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對，如坐春風，「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
並把太湖石峰從大到小分為甲乙丙丁四類，每類分別品評為上中下三等，刻於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類，這便開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風的先河。
牛公這種依據石型大小，劃分種類，每類又品評三等，刻於石表的作法，與今石展設定、評獎定級猶如一轍，這兩人的賞石、藏石、品石可謂千古絕唱，放到現在也是賞石藏石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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