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以大量的資料為基礎，以著名的人物和博物館及相關事件為範例，從中國文物外流渠道中的幾種關鍵人物——古董商、策展人、收藏家著手，論述美國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之來源。
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炮火開啟了中國的通商大門。1868年在日本開始的明治維新，使日本人主動「脫亞入歐」，投入了西方的懷抱。從此，在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文化領域裏掀起了一股去遙遠的東方探險的熱潮。他們不僅在其國內興起了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熱，還認為在古代貫通歐亞的絲綢之路上蘊藏著巨大的古代文化寶藏。於是，西方的探險家們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紛紛踏上了中國這片東方神秘的國土，在那寂寞荒涼、杳無人跡的沙漠之中，在那剩下殘垣斷壁的佛寺之中，在那無人問津的山崖間的石窟之中，去探尋中國古代的文化寶藏。在前往中國的探險活動中，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俄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相繼登上了歷史舞台。[1] 與之伴隨的是中國一次次被西方列強用武力擊敗，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因此，中國文物的外流之始，也就與喪權辱國畫了等號。
這些西方探險家的所謂壯舉，引起了外國收藏家與古董商的極大興趣。於是，在20世紀上半葉，大量的外國收藏家與古董商前往中國搜求古代藝術品，而中國的古董商也抓緊這些商機而不甘落後。還有不計其數的中國本土的破落貴族的敗家子們、窮途末路的不法之徒、為圖暴利的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就在這些中外人士的合作謀利的活動中，為了滿足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的喜愛，數百萬件文物流往外國的大小博物館與個人收藏之中。美國博物館的中國藝術品收藏便是這種大的歷史背景之下的產物。
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美國的許多博物館已收藏著不計其數的中國古代文物。不論是在美國居住的華人，還是前往美國參觀存取的中國人，看到了美國博物館裏展示的中國古代文物之後，第一個反應便是：這肯定是美國參加八國聯軍時從中國搶去的。當筆者在國內的一些大學演講時，學生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這樣。而筆者自1999年來到美國至今，曾在六所大小博物館工作過，深知美國收藏的中國文物主要來源渠道。中國古代藝術品銷往國外並進入一個公共或私人的收藏過程，一般需要以下三種人的努力：中國文物的出售者或獲得者、中國與西方古董市場中的古董商、西方的收藏家或博物館中的策展人。
中國文物的出售者可以是某個家傳收藏的繼承者，在家道中落的情況下不得不出賣家傳收藏以獲取生活費用。還有一類文物的出售者不一定是家傳收藏的繼承者，筆者稱他們為文物的獲得者，即為了謀求古董市場之利潤而特意去搜求古董之人，獲得之後再將它們賣給古董商。這些文物獲得者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文物二道販子，也可以是主動去歷史遺址盜竊文物的盜墓賊等。古董商是這個文物流散渠道的中間環節：經他們之手收購文物，再由他們之手出售文物，從中謀取差價。在當代，拍賣行也起著古董商的溝通賣家與買家的橋梁作用。而西方的文物購買者則是這個流通領域的最後一個環節。絕大多數文物購買者是私人收藏家，他們出於對古代藝術品的熱愛與興趣而購買文物加以收藏，放在自己家裏欣賞。但隨著他們的年老或離開人世，他們中的相當一部份將其收藏捐贈給了博物館，或自建博物館以向公眾展出自己的畢生藏品。策展人則是代表博物館的文物購買者，他們可以在某個基金的資助下直接從賣家、古董商、拍賣行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為博物館購買藝術品，在館內收藏與展出。這三種流通渠道是造就美國大小博物館內藝術品收藏的主要來源。
本文擬從這三種文物外流渠道的關鍵人物著手，來談談美國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的來源。
一、活躍在中國和美國的古董商
在不計其數的大小古董商中，盧吳公司與山中商會便是在建立美國各大博物館中的中國藝術品收藏起到關鍵性作用的兩大古董商行。
盧吳公司的建立人是盧芹齋（Ching Tsai Loo，1880—1957）。他是一位活躍於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古董界的知名人物（圖1）。盧芹齋1880年出生於浙江湖州盧家渡，祖上是連續十六代擁有巨業的富裕家庭。19世紀末，盧芹齋被家族送到法國尋找商業機會。1902年，在清政府駐巴黎的大使館，他結識了一位年輕人張靜江（1877—1950）。張靜江也是浙江湖州人，出身江南絲商巨賈之家，是曾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1866—1925）的密友，並曾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那時的張靜江正在使館做商務工作。他建議盧芹齋做法中貿易，開一個古董行，張表示願意參股協助。於是，張靜江父出資30萬，張靜江與盧芹齋合作在巴黎設立了通運古玩公司，主要經營茶葉、絲綢和古玩，生意興隆。之後又設來遠公司，在英國、美國以及中國國內開設分號。C.T.Loo便是其公司和盧芹齋的英文縮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盧芹齋明白美國已經成為世界古董市場的中心，便決定和上海人吳啟周在紐約麥迪遜和第57街的街角，開了一間美國最大的古董店——盧吳公司，專門從事向美國人出售中國古董的生意（圖2、圖3）。此時的盧芹齋和北京、上海古董行的大買賣人已結成了一個圈子，類似現在的商會。盧芹齋駐巴黎，英語好的姚叔來駐紐約，上海的吳啟周、北京的祝續齋給他們進貨，運往上海，再由吳啟周往巴黎或紐約發出。這是一家最早、最大、時間最長的中國文物出口公司。盧芹齋精通英語、法語，他以嫻熟地鑒別中國文物的本領和不俗的商業眼光收購了大量的高品質中國文物，逐漸得到歐美收藏界的認可。他的名氣和人脈很快使他成為許多私人博物館的供貨商和顧問，前往他的古董行存取的客人不是商業巨子，就是活躍於文物與美術界的專家。他所參與買賣的中國古董有許多都價值連城，包括精美的雕塑（包括佛教造像）、壁畫、青銅器、玉器等。1926年至1928年在巴黎市中心建成的紅樓，是他展覽自己收藏文物的中心。
圖1ˉ 盧芹齋與他的水月觀音雕塑
圖2ˉ 盧芹齋在他的藝術品庫房
圖3ˉ 盧芹齋在他的古董店
總之，自1915年起，盧吳公司向美國出口文物長達三十年之久，不計其數的國寶源源不斷地運往美國。盧芹齋古董生意的高峰期，正是中國多災多難之秋。清政府的垮台造成了大批清朝遺老遺少們的破產，昔日貴族家庭的敗家子們為了自身的生活而不得不將祖傳的寶物出售。北洋軍閥的混戰，日本人的入侵，使得國民政府無睱顧及歷史文物。這些都給盧芹齋以低價收購古稀珍品帶來了機會，再將它們一本萬利地推銷到歐美市場。盧芹齋逐漸成為中國古董鑒賞家與歐洲華人中的知名人物。經他手出售的中國古董最為收藏者所信服。所以，每次盧芹齋有新貨從中國運來，馬上就有收藏愛好者趕來先睹為快，以搶購自己最中意的古董。經他之手販賣到美國的國寶級文物包括唐太宗李世民（626—649年在位）的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二浮雕作品（圖4），出售給了費城賓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盧芹齋在紐約向美國人出售他的古董時，經常是先舉辦一個展覽，還出版有展品圖錄，邊展邊售。從他的展覽圖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來自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大同雲岡石窟與太原天龍山石窟、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的石雕像，還有大量的來自中國佛教寺院的單體石像與造像碑。[2] 這些佛教雕刻精品後被多個美國著名的博物館收藏，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City）與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有的則被私人收藏。有人說，在20世紀上半葉，從中國流往海外的一半古董是經盧芹齋之手。此言雖有誇張，但可說明盧在當時的美國古董界的重要地位。
圖4ˉ 費城賓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展出的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作者拍攝）
對盧芹齋的評價，中國與西方觀點截然對立。在西方人的眼裏，盧是20世紀上半葉卓越的中國藝術品古董商，他用一己之力將中國早期藝術介紹到了歐洲與美國。盧芹齋於是被贊譽為讓西方認識中國古董的啟蒙者，讓歐美收藏者欣賞到了中國文物之美。他的文物專業知識與眼光征服了歐美收藏者。沒有盧的貢獻，便沒有許多美國大博物館中國藝術品收藏的基礎。此外，他還造就了一批西方大收藏家或家族收藏，如J. P. Morgan、Samuel Peters、Alfred Pillsbury，以及Henry Clay Frick。晚年的盧芹齋則以些許內疚的心情評價自己的一生。他說：「作為國寶流失的源頭之一，我感到羞恥。唯一能讓我們辯解的是：沒有一件藝術品直接出自我們之手，都是在公共市場與其他買家競爭獲得的。中國失去了她的國寶，但唯一令我們安慰的是：藝術無國界，這些被學者及公眾欣賞的流往世界各地的雕塑也許能比任何活著的大使令中國更多地獲益。透過這些藝術品，中國能在其外面的世界裏更加聞名。由於中國的戰亂與巨變，我們的歷史豐碑也許會在別的國家得到更好的保護。我們失去的國寶將作為真正的信使讓世界了解我們的古代文明、文化，從而服務於創造對中國與中國人民的熱愛和更好的了解。」[3] 而中國人則更願意從盧芹齋古董公司對中國古代文物造成的客觀後果來評價他。盡管他聲稱沒有直接參與對中國歷史遺跡與文物的破壞，包括盜鑿石窟中的佛教造像等，但這些藝術品畢竟是經過他之手流失了。沒有買者就沒有賣者，而他正是這個行業裏最重要的溝通買家與賣家的橋梁。
另一大出售中國古代藝術品的古董商行是由日本人建立的山中商會（Yamanaka & Company）。山中商會的實際發展人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建立地是日本大阪（圖5）。山中定次郎原名安達定次郎，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有家傳經營古董商鋪的背景。因此，他從幼年起便隨其父在家庭古董店中學習古董知識，引起了他對古董行濃厚的興趣。安達定次郎在十三歲時進入了當時大阪頗有名氣的山中吉兵衛古董商店當學徒，正式開始了他的古董商生涯。透過學習與鉆研，他積累了相當的經商經驗和鑒定文物的知識，同時也接觸了很多來自歐美的學者和收藏家，開啟了一扇通向西方古董界的大門，意識到了東方藝術品在西方古董市場上的巨大商機。23歲那年是他一生事業的關鍵時期。他所當學徒的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衛把自己的長女許配給他為妻，他便入贅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名山中定次郎，開始努力將山中商會的古董生意引入歐美市場。1894年，他在美國紐約開設了山中商會的古董店（圖6），之後在波士頓、芝加哥等地陸續開設分店。1900年在倫敦、1905年在巴黎也開設了代理店。於是，山中商會在歐美的古董界建立並行展了自己的銷售東方藝術品網路，盡力去滿足歐洲上流社會對於東方文化與藝術品的需求。所以，毫無疑問，有了山中定次郎的參與，山中商會才得以在歐美建立了市場，他本人也與美國巨商客戶建立了良好關系，如美國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1839—1937）等。
圖5ˉ 上：山中定次郎(1866—1936)；下：山中定次郎（前排左二）與他的北京分店員工們
圖6ˉ 位於紐約的山中商會古董店，拍攝於1925年
山中商會的主要古董來源之一就是歷史悠久、文物與藝術品珍藏豐富、古董市場交易最活躍的中國。山中商會的主要宗旨就是收購東方文物，再將它們銷售到歐美以從中營利。為了更好地在中國收購古代藝術品，1894年，山中商會的掌門人山中定次郎在北京的崇文門開設了日本古董界在中國的第一個古董分店，專門致力於收購中國文物。透過三十多年在中國的經營，山中商會從中國收集了大量珍貴的藝術品，致使無數中國國寶流失海外。山中商會在中國的興起，得益於當時歷史、社會的轉折與發展。當時的北京正處於民國建立之初、朝代更替之際，古董市場也處於活躍時期。1900年5月，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道士王圓箓發現了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中古時期的圖書館的藏經洞，這是20世紀中國考古文物界的第一大發現。可在隨後的十幾年時間裏，數萬件寫本文物、數百件佛畫中的大部份流失到了海外，震驚了西方學術界與文物收藏界，極大地刺激了古董市場，也吸引來了眾多的西方探險家、學者、收藏家、古董商。民國初年，河南安陽小屯的商代遺址發掘出了大量青銅器、陶器、玉器等；陜西周原的西周遺址出土了大量青銅器；洛陽北面邙山眾多的歷代古墓被盜掘，埋藏地下的不計其數的文物如陶俑、青銅器、玉器等紛紛流入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物古董市場；原清朝皇室收藏的許多古董與字畫也隨著末代皇帝溥儀（1906—1967）的變賣流入了市場。1928年，軍閥孫殿英（1889—1947）盜掘了清西陵，再次使大量清朝的奇珍異寶流入了古董市場。可以說，在民國初期，中國古董市場異常活躍，是西方收藏者與古董商在中國大量購買古代藝術品的時期，為山中商會在中國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在20世紀上半葉，山中商會從中國購得了不可計數的文物與藝術品，包括銅器、陶瓷器、玉器、佛教造像、書畫、家具等，再轉手並販賣到世界各地的美術館或個人收藏中。經山中商會之手流失的中國文物中，最令人痛心的當屬一大批鑿自石窟的石雕作品。石窟，就是開鑿在河畔山崖的佛教寺院，是集建築、雕塑、繪畫於一身的藝術形式。石窟起源於印度。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石窟寺藝術自4世紀起在中國逐漸興起，以現存的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為代表。然而，在20世紀初期，在西方探險家們前往中國搜尋寶藏之時，在西方古董商、收藏家前往中國收購古代藝術品之時，中國的石窟寺藝術遭遇到了極大的人為破壞。新疆吐魯番柏孜克瑞克石窟、拜城克孜爾石窟的很多壁畫、泥塑像被歐洲人搬走。在中原北方，雲岡石窟被盜鑿和破壞的佛教造像達1400余軀，龍門石窟、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河南鞏縣大力山石窟也都遇到了盜鑿，致使大批精美的石雕作品流失，許多至今下落不明。山中商會就是使這些石窟造像流失海外的主要推手。破壞最為嚴重的當屬位於山西省太原的天龍山石窟。1924年與1926年，山中定次郎存取了天龍山石窟，被那裏精美的佛教雕刻所吸引（圖7）。[4] 於是，在1927年以後，山中商會參與了對天龍山石窟造像的盜鑿，在開鑿於東魏、北齊、隋、唐時期的25座洞窟裏，有150多件精美的雕刻被盜鑿，可以說基本毀了整個石窟群（圖8）。筆者不敢說這些盜鑿事件均出自山中商會之手，但至少大部份被鑿下的雕刻是經他們之手流散到了國外，進入了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堪薩斯城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Kansas City）等處。[5] 美國著名收藏家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及其美術館就從山中商會購得了來自鞏縣大力山、龍門、響堂山石窟的石雕作品。除了石窟雕像之外，山中商會還收購、出售了大量的中國單體造像與造像碑。山中商會在當年出版的展覽圖錄，記錄了這些國寶在從山中商會的手中流往各博物館與私人收藏時的最後狀態。
圖7ˉ20 世紀20 年代山中定次郎在天龍山石窟
圖8ˉ 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第8窟中心柱南壁
承擔溝通中西方古董市場橋梁作用的古董商還有很多，他們在美國各地開設著自己的古董店收購文物，再出售。盧芹齋的公司與山中商會只是這個龐大的西方古董商網路中最大與最知名的兩個公司。
二、策展人與美國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
與中國當代博物館不同，美國及西方國家博物館的策展人（Curator）的一項職責便是為他們服務的博物館收購文物與藝術品。策展人為博物館收購的藝術品來源於古董商、拍賣行、私人收藏家，以及藝術品的原產地。而對博物館來說，沒有策展人用其藝術品鑒定知識進行的努力，縱有文物的來源也是枉然。
華爾納（Langdon Warner，1881—1955）是美國考古學家與東亞藝術史學家。他於1903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05年又重返母校進修考古學一年。1906年後留學日本，專攻佛教美術。1910年在北韓和日本調查佛教美術，1913年在哈佛大學第一次開設了東方藝術課程。1916年來到中國，為新成立的俄亥俄州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Cleveland Museum of Art）收集中國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任教授與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東方藝術策展人，開始組織考古隊遠赴中國考察絲綢之路。華爾納一行於1923年7月到達北京，當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1874—1939）為他們在中國的探險行動提供了方便。他們考察了西安與黑水城，但收獲不大。華爾納於1924年1月到達敦煌莫高窟，他的原始目標可能是藏經洞內的古代寫本與繪畫（圖9）。但那時的藏經洞已經空了，再沒有什麽文書可取了。於是，他就把目標轉移到了那些窟內的塑像與壁畫上。據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統計，華爾納在莫高窟用膠布粘去並毀損了初唐石窟壁畫，其中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畫26方，共計32006平方厘米。其中初唐畫有漢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遣博望侯張騫（？—前114）出使西域迎金佛的故事畫，有關民族歷史與中國佛教史重要故事內容的壁畫等。華爾納在敦煌剝離壁畫時，由於保護技術的水平低下，造成了人為的破壞。另外，經過道士王圓箓的同意，華爾納搬走了唐代（618—907）開鑿的第328窟中高120厘米的半跪式彩塑菩薩像一尊（圖10）。他還購得敦煌寫本【妙法蓮華經】殘卷。當時由於氣溫寒冷，華爾納於1924年4月返回蘭州，經北京回國。這批珍貴的敦煌藝術品現藏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藝術博物館。華爾納還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書，名為【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6]
圖9ˉ 華爾納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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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ˉ 華爾納將莫高窟第328 窟的半跪式彩塑菩薩像移出洞窟之時
另一位前往中國收購文物的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東方藝術策展人普愛倫（Alan Priest，1898—1969）。在20世紀30年代之初，普愛倫來到了洛陽龍門石窟。在為數眾多的佛雕之中，他唯獨喜愛北魏宣武帝（499—515年在位）為其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及其皇後造功德而開鑿的賓陽中洞。在這所洞窟的前壁有大型浮雕【皇帝禮佛圖】與【皇後禮佛圖】，展示孝文帝與他的皇後在隨從簇擁之下禮佛的場面。普愛倫想要鑿下【皇帝禮佛圖】，運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與展出。但普愛倫靠一己之力顯然無法完成這項工作。於是，在1934年，他前往北京，與琉璃廠的古玩商人嶽彬（？—1954）簽訂了一個買賣合約，他願付14000銀元從嶽彬手中買下此浮雕（圖11）。[7] 但嶽彬與他的公司也無法獨自完成這項工作。嶽彬便請洛陽的古玩商人馬龍圖幫助，願付馬5000銀元。接著，馬龍圖請龍門石窟對面偃師縣楊溝村保甲長王夢林與土匪王東立、王毛、王魁幫助，付給他們2000銀元。王夢林等人便持槍脅迫同村石匠王光喜、王水、王惠成三人去賓陽中洞盜鑿【皇帝禮佛圖】與【皇後禮佛圖】。當時的龍門石窟不僅無人管理，窟前還是車水馬龍的公路。三名石匠只能在夜間潛入洞中來盜鑿。他們先鑿下眾浮雕像的頭部，再鑿下眾像的身子。王夢林僅付了三石匠很少的費用。這些被鑿下的碎片則被運往了北京嶽彬的公司。於是，普愛倫如願地得到了【皇帝禮佛圖】，其於1935年入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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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ˉ1934 年普愛倫與嶽彬簽訂的合約（采自【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7期，圖4）
圖12ˉ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皇帝禮佛圖】，北魏
這只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購中國佛教藝術品的一個案例。這所美國最大的博物館也是世界三大博物館之一，其「遠東藝術部」成立於1915年，在1986年改名為「亞洲藝術部」，擁有64500平方英尺的展廳。經過歷任策展人的努力，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共收藏亞洲藝術品60000件以上，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迄21世紀，包括書法、繪畫、版畫、雕塑、金屬器物、陶瓷品、漆器、絲織品等。而這個博物館的大部份中國佛教造像是在20世紀20—50年代獲得的，文物的來源主要是私人收藏者。其中包括聞名於世的制作於524年的北魏（386—534）鎏金銅造釋迦佛會造像，稀有的隋代（581—618）夾纻幹漆佛坐像，來自龍門石窟、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的北齊與唐代佛教雕刻，來自山西洪洞廣勝下寺主殿的元代大型【藥師佛經變】壁畫（圖13），還有大量的無紀年的從北魏至明代（1368—1644）的單體石造像、木雕像、金銅造像、泥塑像、造像碑等，都是研究中國佛教藝術史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8]
圖13ˉ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早期中國佛教藝術展廳
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皇後禮佛圖】最後被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圖14）。嶽彬在當年得到這幅大型浮雕之後，也許是無人能以重價購買整件浮雕，因此他並沒有將其整件出售給某人，而是分成了許多小塊出售，都於1934—1935年間流散到了歐洲。讓【皇後禮佛圖】復合之功應推納爾遜藝術博物館的首任東方藝術策展人與第二任館長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圖15）。史克曼與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館長經過多年的努力搜尋，收集到了大部份被鑿下的數百片【皇後禮佛圖】碎石塊，經過兩年的修復，最終復原了這幅浮雕，於1941年在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新開的中國雕塑展廳展出。[9] 當代中國人十分痛恨那些在古董交易中使中國國寶流失的中國古玩商人與外國策展人、學者或收藏家，但中國政府及人民卻十分敬重史克曼，並感謝他使這件國寶得以復原，雖然它仍然保存在美國。至於嶽彬，根據中國學者們的證明，中國政府在1952年將其逮捕下獄。他於1954年病死北京獄中。
圖14ˉ 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皇後禮佛圖】，北魏
圖15ˉ1943年的史克曼
史克曼是美國現代著名的藝術史學者與漢學家。早在其高中時代，他就對日本與中國藝術十分感興趣。1930年，他畢業於哈佛大學，精通漢語。隨後，在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資助下，他存取了中國許多歷史遺跡。當史克曼存取中國時，他遇到了昔日在哈佛大學讀書時的老師華爾納，成了他一生事業的轉機。華爾納當時是堪薩斯城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之一，並受該館之托，為博物館建立東方藝術品收藏。1931年，史克曼進入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工作，成為華爾納的助手。1935年，他成為該館東方藝術策展人。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正式開館的時間為1933年，因【堪薩斯城之星】（The Kansas City Star）報社的建立者納爾遜（William Rockhill Nelson，1841—1915）的贊助而得名。之後，在納爾遜基金會的1100萬美元的贊助下，史克曼負責為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購買了許多中國繪畫、雕塑、青銅器、陶瓷器、家具等，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清代，並在該博物館研究這些中國藝術品。在史克曼的努力下，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成為世界聞名的收藏與展出中國藝術品的博物館之一。如今的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有7500件以上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就是在史克曼建立的收藏基礎上形成的。在它的中國佛教藝術藏品中，有著名的來自山西的宋代（960—1279）木雕水月觀音像，有鑿自龍門與天龍山石窟的佛教雕刻，有來自中國佛寺的單體造像與造像碑，有來自山西洪洞廣勝下寺主殿的元代精美的大型壁畫【熾盛光佛經變】，有中國佛寺的奇珍之一——北京智化寺大殿的天花板。二戰時期，史克曼入伍，並在美軍占領日本後在東京工作過一段時間。這對他了解日本藝術史很有幫助。戰後，史克曼返回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在1953—1977年任該館館長。當他在日本東京時，有一位叫謝爾曼·李的學者曾與他一起工作過。
謝爾曼·李（Sherman Lee，1918—2008）是美國另一位享有盛譽的亞洲藝術史學家（圖16）。1939—1941年，李作為一名研究助理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工作，以完成他在克里夫蘭市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今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學習的博士論文。他於1941年成為底特律美術館（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的遠東藝術策展人，直至1946年。1948年，李加入了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Museum of Art），成為該館的助理館長，並於1951年成為該館副館長。其間，他曾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講授亞洲藝術史。1952年，李又回到了克里夫蘭，成為該館的東方藝術策展人。1957年為助理館長，1958年為副館長與館長，直至1983年退休。李在長期為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工作期間，為該館收購了大量的亞洲藝術品，包括數量巨大的高品質的中國文物，種類有佛教造像、青銅器、金銀器、書畫等，使這所博物館一躍成為美國著名的亞洲藝術收藏之一（圖17）。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中國佛教藝術品有435年制作的來自甘肅的北涼（397—439）小石塔、北齊（550—577）大理石立佛五尊雕像、形體巨大的唐代石雕十一面觀音像、唐代做工精細的夾纻幹漆坐菩薩像、宋代木雕彩繪立菩薩像等。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的收藏還在書畫界極為有名，這也是由於李。李還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邀請為他們購買亞洲藝術品，這個收藏的大部份後來捐贈給了紐約亞洲社團（Asia Society）的博物館。1983年，李退休，於第二年移居北卡羅萊那州（North Carolina）的教堂山市（Chapel Hill），被北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聘為客座教授，講授亞洲藝術史。此後，他幫助北卡大學的亞克蘭藝術博物館（Ackland Art Museum）收藏亞洲藝術品，並把自己收藏的100多件亞洲藝術品捐贈給了這所博物館，其中包括中國佛教造像。筆者於2006—2008年在亞克蘭藝術博物館工作時，曾見到李及其家人四次。2008年，李逝世，終年90歲。第二年，在李原來工作過的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舉辦了「無盡山水（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藝術展，亞克蘭藝術博物館也同時舉辦了「竹林之賢（Sage in the Bamboo Grove）」藝術展，以紀念這位亞洲藝術史學家。李於1964年出版的【遠東藝術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已修訂再版五次，至今仍是許多大學學習亞洲藝術史的必用教材。
圖16ˉ 謝爾曼·李
圖17ˉ 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
上述亞洲藝術策展人僅是美國為數眾多的策展人中知名的幾位，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學習背景、工作性質、主要成就，以及對一所博物館的亞洲藝術品收藏的特殊作用。
三、收藏家對美國博物館的貢獻
策展人雖也為博物館的收藏主動出擊收購文物，但美國各大博物館所藏藝術的主要來源還是私人收藏之捐贈。與歐洲相似，美國是一個全民族熱愛藝術的國家，研究藝術的學者、教授在美國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並受人尊敬。美國的工商業巨子以及以各種渠道致富了的人們多沒有吃喝嫖賭的惡習，也沒有將財產傳給後人的社會風俗（美國孩子18歲以後父母便沒有撫養的義務，而孩子們也以那時以後向父母伸手要錢為恥），而是將他們的錢建立慈善基金會，或將財產捐贈給各種社會公益事業，包括教育與博物館。因此，美國的大小博物館基本都是透過私人捐贈建立的，館內的藏品也多來自私人捐贈，或用私人捐贈得來的錢購買。這種私人捐贈的目的一是為了報酬社會，二是為了使自己永世留名。於是，私人捐贈的博物館或展廳往往以捐贈者的名字來命名，如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北卡大學的亞克蘭藝術博物館、堪薩斯城的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等。另外，在每個展覽的展品說明牌上，都要寫明展品的出資購買者或捐贈者的名字。在上百年的私人收藏捐贈之下，美國湧現了幾所世界聞名的亞洲藝術品（包括中國藝術品）收藏豐富的博物館，如前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納爾遜-艾特金斯藝術博物館等。下面再介紹幾位大收藏家對美國的幾個著名博物館的中國藝術品收藏的貢獻。
波士頓（Boston）是美國東北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首府，新英格蘭地區最大港口城市，始建於1630年，被稱為美國「最古老的城市」。波士頓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建成於1870年，是美國一所著名的大博物館（圖18）。它的亞洲藝術的收藏基礎是收藏家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奠定的（圖19）。費諾羅薩曾是一位在日本東京講授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美國教授。那時的他酷愛東方藝術，收藏了許多日本傳統藝術品。1886年，他將自己的收藏賣給了波士頓的醫生Charles Goddard Weld (1857—1911)，但條件是：這個收藏必須最後進入波士頓美術博物館。1890年，費諾羅薩返回了波士頓，成為該博物館東方藝術部的策展人。1894年，他舉辦了波士頓的第一個中國繪畫展覽。他在任策展人期間，還為該館收購了大量的中國藝術品。1897年，他又返回日本，成為東京師範學校（今築波大學）的英語語言文學教授。在後任策展人的繼續努力下，波士頓美術博物館成為西方世界最佳博物館之一。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亞洲藝術收藏的重點是日本、中國、印度的繪畫與雕塑。其中中國的藝術品時代跨度很大，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現代藝術，有陶瓷器、青銅器、繪畫、書法、絲織品、雕塑、玉器、漆器等種類。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的中國佛教藝術品收藏中，有身高2.49公尺的雕刻精美的隋代石雕立菩薩像，有593年制作的極為罕見的位於壇上的一組鎏金銅造佛與其侍從說法像等，多次見於中外論著。[10]
圖18ˉ 波士頓美術博物館
圖19ˉ 費諾羅薩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來自著名東方藝術收藏家弗利爾的捐贈[11] （圖20）。1856年2月25日，弗利爾出生於紐約州的肯斯頓（Kingston）。1873年，弗利爾開始了自己的鐵路事業生涯，致力於火車制造公司的工作。1900年，弗利爾從他活躍的生意場中退休了，時年44歲。在其生命的後19年裏，弗利爾以極大的興趣專心致力於他的藝術品收藏的研究與發展。在19世紀80年代初期，弗利爾開始了他的藝術品收藏。1888年起，他將越來越多的註意力轉向了日本藝術，並由此將他的收藏方向轉向了中國古典藝術。弗利爾於1895、1907、1909、1910—1911年共四次存取東亞國家和中國。在這些旅行與存取之中，弗利爾對一些公共與私人藝術品收藏進行了研究，與當地學者、收藏家們探討有關問題，同時購買他感興趣的藝術品以豐富其收藏。弗利爾的日記與信件展現了他從這些存取中學到的知識，以及他對自己學識的謙虛。就是在他成為的重要收藏家之後，他仍以謙恭待人。弗利爾最重要的中國之行是他於1910—1911年的最後一次存取。[12] 在此旅行期間，弗利爾存取了北京、開封、鞏縣、洛陽、杭州（圖21）、沈陽等地的名勝古跡，以及上海的收藏家，購買了大量的古代藝術品。弗利爾不僅將自己畢生收藏的藝術品捐贈給了史密森博物學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並提供資金修建收藏、展出他的藝術品的美術館，還用自己的錢設立了一個基金，以基金的收入來為美術館在將來購買更多的東方藝術品以及資助東方文明研究計畫。他還立下了自己的遺囑，使任何學習東方藝術的學者或學生都可以進入美術館的庫房去研究他沒有在展廳中展出的藝術品。這個世上獨一無二的規定，給無數學者、學生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們由此也可以看出弗利爾為東方藝術所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對晚輩學者所寄予的期望。1923年5月2日，弗利爾美術館正式對外開放。弗利爾將約9000件藝術品遺贈給了國家，之後又有約2000件藝術品加入了他的收藏之中。在20世紀中期與晚期，弗利爾美術館的藏品不僅在數量上大大增加，在品質上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圖22）。
圖20ˉ 弗利爾，約拍攝於1905 年
圖21ˉ 弗利爾在杭州，拍攝於1911 年
圖22ˉ2013 年的弗利爾美術館中國佛教雕塑展廳之一
另一所收藏中國傳統藝術品的世界聞名的博物館是位於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的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舊金山是19世紀華人苦力淘金的所在地。這個博物館的中國藝術藏品基礎的奠基人是收藏家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圖23）。布倫戴奇是第十五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1952—1972）。他出生於底特律（Detroit）一個工人家庭。他對亞洲藝術的興趣來自他在1936年年初的德國加爾米施-帕滕基興（Garmisch-Partenkirchen）冬季奧運會之後參觀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的一個中國藝術展覽。但他真正開始收藏亞洲藝術品則是在其於1939年兩個星期的日本存取之後。後來他又存取了中國的上海與香港。與弗利爾相似，他擁有良好的亞洲藝術知識，因此，他具有購買一流藝術品的能力，很少被那些不良古董商人所欺騙。他的良好的玉器收藏有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當代的作品，他還收藏了數百件中國、日本、北韓半島的銅器與佛教造像，包括鑿自龍門石窟的雕刻。最驚人之舉是：他從盧芹齋的手中購得了聞名於世的鑄造於後趙（319—351）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銅坐佛像（圖24），這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紀年的中國佛教造像，被無數的書籍與論文談及與發表，因為凡是研究中國佛教藝術史的專著都無法避開此像。[13] 這尊金銅佛像也使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聞名於世。他還收藏有來自龍門石窟、響堂山石窟的佛教雕刻，以及來自河南安陽修定寺著名的唐代亭閣式塔的磚模浮雕數件等。[14] 在一篇1948年發表於【生活】（Life）雜誌的關於布倫戴奇的文章中，歷史學者與記者Roger Butterfield（？—1981）說：「他的收藏被認為是這個國家最大與最重要的收藏之一。」[15] 1959年，布倫戴奇同意將其部份收藏捐贈給舊金山市。第二年，舊金山市民投票透過了一項2725000美元的債券發行，用以安置布倫戴奇的捐贈品。這就是位於舊金山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的亞洲藝術博物館，於1966年向公眾開放。2003年，該館遷入位於市民中心（Civic Center）的新址（圖25）。1969年，布倫戴奇又將他的收藏的一部份捐贈給了這所博物館，並立下遺囑，在他死後將所有剩下的藏品捐贈給亞洲藝術博物館。今天，該館擁有約7700件布倫戴奇的藏品，而整個博物館的亞洲藝術藏品是17000多件，包括許多中國玉器、陶瓷器、漆器、絲織品、家具、兵器、佛教單體造像與造像碑，非常系統地展示著亞洲的藝術史。
圖23ˉ 布倫戴奇
圖24ˉ 後趙（319—351）建武四年（338）鎏金銅坐佛像，高39.7 厘米，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圖25ˉ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中國佛教藝術展廳
賽克勒（Arthur Mitchell Sackler，1913—1987）是另一位對美國的中國藝術品收藏與展覽作出過特殊貢獻的收藏家（圖26）。賽克勒是美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企業家與慈善家。他畢業於紐約大學醫學院，獲得學士與碩士學位。1960年，賽克勒開始發行他的【醫學論壇】（Medical Tribune）周刊，隨後建立了他的健康治療研究實驗室（Laboratories for Therapeutic Research）。他還編輯出版【臨床實驗精神病理學雜誌】（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sychopathology）。他的致富來自他的醫學廣告業、醫學治療出版物、櫃台上出售的非處方藥產品。他出資建立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醫學研究所，如1972年成立的以色列臺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賽克勒醫學院（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等。他被譽為「當代制藥廣告業之父」。
圖26ˉ 賽克勒，1976 年攝於日本
但同時，賽克勒還是一位研究藝術的學者與收藏家，於1950年開始購買藝術品。他常常買下他所認為的好收藏家的全部藏品。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已收藏了數千件中國與古代近東藝術品，包括大量高品質的中國藝術品，有些文物是直接來自山中商會與盧芹齋之手。他還捐贈了許多藝術博物館，如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Arthur M. Sackler Museum at Harvard University）、北京大學賽克勒藝術與考古博物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學院的賽克勒美術館（Arthur 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以及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吉利安賽克勒翼（Jillian & Arthur M. Sackler Wing）。他還給一些博物館捐贈展廳，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他在捐贈博物館或展廳時，往往伴隨著他的一大批收藏的捐贈，如華盛頓的賽克勒美術館。他的捐贈中不乏中國佛教藝術品，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來自山西洪洞廣勝下寺大殿的宏偉巨大的元代【藥師佛經變】壁畫。他還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捐贈了一批中國文物，但該大學沒有校博物館，所以，他捐贈的藝術品長期被存放在該校的圖書館地下室內，其中有許多來自龍門石窟與響堂山石窟的精美佛教雕像作品。[16] 賽克勒的女兒伊莉莎白·賽克勒繼承其父之誌，也是一位藝術捐贈者。她資助建立了紐約布魯庫林博物館伊莉莎白·賽克勒女權藝術中心（Elizabeth A. Sackler Center for Feminist Art at the Brooklyn Museum），於2007年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下哈佛大學與華盛頓的賽克勒博物館（圖27）。哈佛大學賽克勒博物館於1985年向公眾開放，凡過去福格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全部轉入該館收藏並展出。該館藏有大量的古代歐洲、亞洲、伊斯蘭、印度藝術品，包括極佳的中國玉器、青銅器、兵器、佛教雕塑，還有來自日本與北韓半島的陶瓷器、漆器與版畫作品。華爾納在中國掘取的敦煌壁畫與彩塑就在那裏展出，還有制作於十六國（304—439）時期的具有犍陀羅風格的金銅坐佛像、來自天龍山石窟的石雕佛像等。位於華盛頓市中心國家大廣場上的賽克勒美術館緊靠著弗利爾美術館，於1987年對公眾開放。這所博物館內收藏著賽克勒捐贈的1000余件亞洲藝術品，其中就有中國佛教單體造像與造像碑，如來自龍門石窟的唐代石雕佛頭像。華盛頓的弗利爾與賽克勒美術館為相鄰與相通的兩所美術館，但卻擁有同一支行政與研究班子。
圖27ˉ 華盛頓史密森博物學院的賽克勒美術館
除上述博物館外，收藏有中國佛教藝術品的美國博物館還有許多，如芝加哥藝術研究所（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加州史丹佛市的史丹佛大學視覺藝術中心（The Iris & B. Gerald Cantor Center for Visual Arts at Stanford University）、費城賓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洛杉磯縣立藝術博物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密蘇裏州聖路易藝術博物館（Saint Louis Art Museum, Missouri）、俄亥俄州的辛辛那堤藝術博物館（Cincinnati Art Museum）、夏威夷的火奴魯魯藝術博物館（Honolulu Museum of Art）等。美國還有為數眾多的小型藝術博物館，許多這種小博物館中也或多或少地收藏著一些中國佛教藝術作品。同樣位於北美洲的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Toronto）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國佛教藝術品，包括壁畫、金銅造像、單體石雕像、造像碑等。其實，在整個西方世界（包括日本）的公共博物館中總共收藏著約160萬件中國古代藝術品，但這只是總共流失的中國文物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海外中國文物則收藏在私人手中，且多沒有公開過，如長期居住在紐約的華裔女收藏家黃蕙英（Dora Wong）就藏有不少中國佛教石雕像，包括來自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的雕刻作品。[17] 那麽，在所有西方私人收藏家手中，又有多少中國佛教藝術品呢？這是一個無盡的值得我們去探索的寶藏！
結語
美國的中國古代藝術品收藏，主要得力於三種人的貢獻：博物館的策展人、古董商、收藏家。策展人的一項職責，便是給博物館擴大收藏，他們是直接為博物館策劃購買藝術品的一線人物。古董商遊走於中國和美國之間，是溝通中國的文物市場和美國需求者之間的橋梁。私人收藏家是美國收藏界的中堅力量，博物館的大部份收藏都是來自他們。這三種人在發展美國的大小公私收藏時，途經的渠道大多數是合法的，但也有利用中國的戰亂或動蕩而采取不道德的手段獲得藝術品之例。總體來說，美國的中國古代藝術收藏來源於三種人，即古董商、策展人、收藏家。
註釋：
[1]參見Peter Hopkirk, 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絲綢之路上的魔鬼：探索失去的中國中亞古城與珍寶】）(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0)。
[2]參見C.T.Loo（蘆芹齋）編, 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Stone Sculpture（【中國石雕展】）(New York:C.T. Too & Co.,1940)。
[3]C.T.Loo,An Exhibition of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Preface.」
[4]山中定次郎：【天竜山石仏集】，山中商會，1928。
[5]關於山中商會出售的天龍山石窟雕像，參見山中商會舉辦的文物展覽圖錄，如Yamanaka & Company, Inc.,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Stone Sculptures and Potteries（【早期中國青銅器、石雕、陶器展】）(New York,1926),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Other Far Eastern Art（【中國與其他遠東藝術收藏】）(New York,1943)。
[6]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6).
[7]參見王世襄：【記美帝搜括中國文物的七大中心】，【文物】1955年第7期，第45—55頁。
[8]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中國佛教雕塑的總體情況，參見Denise Patry Leidy and Donna Strahan, 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體現慈悲：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佛道雕塑】）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0)。
[9]參見李松等：【中國古代雕塑】，陳雲倩等譯，外文出版社、耶魯大學出版社，2003，圖版3—43。
[10]該館收藏的亞洲藝術品精華，參見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ed.), Selected Masterpieces of Asian Art（【亞洲藝術精品選】）(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92)。
[11]John A. Pope, 「Preface（序言）,」 刊於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China（【弗利爾美術館：中國】）（Tokyo: Kodansha Ltd., 1971），第9—14頁。
[12]察爾斯·蘭·弗利爾：【佛光無盡：弗利爾1910年龍門紀行】，李雯、王伊悠譯，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
[13]C.T.Loo & Cie, An Exhib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Ritual Bronzes（【古代中國祭祀銅器】）(Detroit, Mich. :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1940).
[14]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ed.),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Sculpture（【布倫戴奇的收藏：中國、北韓、日本雕塑】）(San Francisco: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and Kodansha, 1974).
[15]Roger Butterfield, 「Avery Brundage,」Life (June 14, 1948).
[16]Leo Swergold and Eileen Hsu, Treasures Rediscovered: Chinese Stone Sculpture from the Sackler Collections at Columbia University(【珍寶重現：哥倫比亞大學賽克勒藏品中的中國石雕】）(New York: Miriam and Ira D. Wallach Art Gallery, 2008).
[17]馬欣樂：【黃蕙英（Dora Wong）和她的犀角雕收藏】，【收藏】2010年第3期。
[美]常青，美國堪薩斯大學中國藝術史博士，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博士後，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刊於【美術大觀】2022年第8期第18頁~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