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通萬國：貨幣與歷代興衰】 任雙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開元通寶 圖片選自【永通萬國：貨幣與歷代興衰】
千斯倉鈔版拓片 圖片選自【永通萬國：貨幣與歷代興衰】
海貝 圖片選自【永通萬國：貨幣與歷代興衰】
戰國貨幣 圖片選自【永通萬國：貨幣與歷代興衰】
【著書者說】
中國古代貨幣是中華文明以連續、創新、統一、包容、和平之姿，立於世界之林的重要象征。
經濟學家肯恩斯在【貨幣論】中說：「如果以貨幣為主線，重新撰寫經濟史，那將是相當激動人心的。」在傳統中國，貨幣制度與土地制度、財政制度、稅收制度共同支撐著經濟執行。在這之中，貨幣產生於市場，且幣財的變革多是自下而上的，有著多樣化、多元化、地域化等特征，是觀察經濟史乃至古代史不可略過的錨點。再者，中國古代貨幣的鑄造方式、貨幣制度和貨幣文化自成一派，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貨幣圈，以銅錢和紙幣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貨幣深切地影響了中國乃至整個亞洲。因此，只有理解古代貨幣，才能理解古代中國。
古代貨幣與古代歷史分期並非時時相侔，而是有其特性。若以大的歷史時期來看，可略分為以貝幣為代表的實物貨幣時期，以布幣、楚幣、刀幣、圜錢為代表的戰國鑄形貨幣時期，以半兩、五銖為代表的秦朝、漢朝至隋朝「重量」作為錢名時期，以通寶、元寶、重寶為代表的唐朝至清朝寶文錢時期。在此之外，還有服務於大額貿易、上層市場和賞賜等功用的黃金（戰國—西漢）、谷帛（東漢—五代）、紙幣（宋—明）、白銀（明、清）等貨幣形態。
貝幣與最早的中國
海貝、龜甲、珠玉、布匹、金屬塊等，都曾充當過實物貨幣。由於文獻記載和青銅器中賜貝兌換成器的銘文，許多人認為海貝至遲在商末已成為貨幣，是最早的貨幣。
海貝本是天然之物，早已存在。華夏先民對海貝的追求源於其神秘性與稀缺性。海貝首先是飾品，與玉、龜甲等類似。考古材料證明，夏、商、周時期的海貝主要是貨貝，還有一些少量的環紋貨貝、擬棗貝。海貝多源自印度洋，海陸之遙讓光潔奪目的貝成了可貴的珍寶。
海貝的貨幣化源於生產力的發展。商周時期，瑪瑙、龜甲、黃金、玉石、貝等因其奢侈品功用而大受歡迎，青銅鏟、削刀則因其實用功能而流行於平民群體中。經過交換與市場的反復驗證，貝、削刀、青銅鏟等一批商品實物脫離了純物品內容，一躍成為自然貨幣，具有了原始貨幣的內涵。而「貝」相較寶石更易得，相較青銅更易攜帶，屬於貴族、平民皆用的裝飾品，且稱量原始布帛需要「度」，測量糧食多少依靠「量」，評估金屬重量需要「衡」，貝具有「均質性」，僅需要數個數，故成了商品交換中的重要角色。值得註意的是，許多自然貨幣如獸皮、玉石都充當過交換媒介，且具有一定價值，與貝類似，又無法判斷它們的使用早晚，故不能簡單地認為「貝幣是最早的貨幣」。
貝的信史，也是國的信史，貝與最早的中國密不可分。在陜西省寶雞市賈村鎮出土的何尊之上，出現了「宅茲中國」等金文，這是已知最早的「中國」二字。同時，何尊上還出現了「賜貝卅朋」等字樣，昭示賜貝作器這一儀軌。這小小的海洋之物，卻蘊含著華夏九州的宗法禮樂，葆有著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根脈。萬裏同風，兼包並蓄，陰陽和合，這是貨幣的隱喻，亦是文明的隱喻。
戰國四大貨幣體系與秦半兩
中國最早的鑄幣產生於春秋時期。一方面，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促進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市」大量出現。另一方面，交通尤其是以水路為代表的物流加劇了貨幣的變革，大量的物資意味著大額的貨幣支付，傳統的動物、布、谷物等實物貨幣已不適合長途運輸，儲存的弊端制約了其跨區域流通。此時，金屬貨幣的穩定性和高價值迅速彌補了實物貨幣的缺憾，青銅鑄幣逐漸成為先秦主流。
鑄幣產生了貨幣的大小等差和重量之異，早期鑄幣往往都標註重量，如釿、兩、錙、銖等。其中，位於農耕地區的周王畿和晉地（韓、趙、魏）產生了由農具鏟演變的鏟形貨幣，即「錢」，後世稱之為布幣；有漁獵經濟的燕、齊等地產生了由刀具演變的刀幣。戰國中期後，列國貨幣演變為更易流通的圜錢，有一種說法是圜錢產自於生產工具紡輪。這之外，楚國的蟻鼻錢、金版、錢牌等別具一格，可獨稱楚幣。布幣、刀幣、圜錢、楚幣合稱戰國四大貨幣體系。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以秦「半兩」錢統一了貨幣。這不僅是貨幣形制和貨幣文字的統一，還有貨幣材料、鑄造方式和交易方式的統一。秦始皇開創了國家介入貨幣經濟的先河，但也令六國貴族、工商業者手中的珠、玉、龜、貝、銀、錫被逐出貨幣之列。這樣一來，流通中的貨幣量極大減少，貨幣供給不足，戰國時代形成的磅礴市場迅速萎縮，錢貴物賤、百業雕敝，財政難以為繼。秦二世而亡，與貨幣制度或存在一定的聯系。
最長壽的鑄幣「五銖錢」
中國古代鑄幣制度的一個特點是：新王朝建立之初，舊王朝的貨幣往往可以使用。這種新舊混用的模式維護了貨幣的存量。
劉邦建立漢朝後，繼續行用「半兩」錢。同時，劉邦放開鑄幣權，準許私鑄。這是屈從當時低頹的經濟形勢所致，也是服從王侯封國林立、難以統一幣權、默許地方與中央分權的政治現實。從深層次分析，劉邦對秦之亡國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開放鑄權，是對秦皇統一貨幣政策的調和。劉邦之後的高後、文帝、景帝和武帝初期繼續行用半兩錢，政策也由放開私鑄逐漸演變為禁止私鑄。隨著經濟的發展，漢半兩實際重量與面文重量脫離，逐漸演變為「四銖」重。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頒行了「重如其文」的貨幣——郡國五銖，這是五銖錢制的肇始。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頒行「開元通寶」錢，五銖錢行用了整整739年，是中國古代最長壽的鑄幣。
通寶錢與銅錢盛衰
開元通寶是唐代的主要鑄幣，五代時也有多國行用。開元通寶錢的面文脫離了錢幣重量，使古代貨幣進一步符號化、規範化。同時，以開元通寶為代表的寶文錢影響了重量單位，即一斤等於十六兩，一兩等於十錢。
宋代錢基本都是年號錢，即以皇帝的年號冠以錢名。宋代錢文多由皇帝所寫，故稱禦書錢。宋徽宗所書的瘦金體禦書錢如「崇寧通寶」「大觀通寶」，是錢幣書法藝術的高峰。與唐五代錢帛並用的情況不同，北宋主用鑄幣。據【中書備對】記載，宋神宗元豐時年鑄銅錢量超過506萬余貫、鐵錢量88萬余貫，是中國古代鑄幣量最多的時期。同時，受課稅用錢（兩稅法）、人口增加、私家藏匿、民間毀錢鑄器、錢幣流於境外等原因影響，宋朝產生了嚴重的錢荒。為了應對錢荒，紙幣應運而生。
元朝通行貨幣以紙幣為主，明朝前期以紙幣為主、中後期以白銀為主，清朝紙幣、白銀、銅錢並列。總體而言，元、明、清是古代鑄幣的衰落期。清朝末年，傳統的白銀和銅錢，逐漸演化為機器鑄造的銀圓和銅圓。
紙幣實驗
最早的紙幣是北宋的交子，誕生於四川。交子產生於四川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宋代四川是專屬的鐵錢區。鐵錢笨重而難以致遠，易仿造且輕重不一，價格低廉、易於磨損，催生了交子。二是信用票據的影響。早在交子之前西漢已有「皮幣」，唐有「飛錢」「便換」，它們都是一種匯票性質的信用工具。宋初，產生了茶、鹽券（交引），這些匯票所蘊含的信用機制，被交子繼承。
天聖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1024年1月12日），北宋朝廷在今四川成都（益州）設立交子務，官交子誕生。官交子以三年為界，界滿以新交子換回舊交子。每界發行125萬貫，並以四川鐵錢36萬貫為準備金，有著較高的信譽。北宋後期，迫於財政壓力，交子漸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錢引、會子、關子等紙幣。南宋會子的信用主要依靠以銅錢兌換會子、換屆發行、錢會中半（納稅時銅錢和會子各占一半）、陰助稱提（拋售專賣物資、行政授權等收回會子）等政策。然而，宋廷頻繁的對外戰爭導致會子超發，「稱提」之策反而加劇了會子貶值。宋以後，金、元、明、清都發行過紙幣，但由於財政赤字、戰爭軍需等影響，最終都走向貨幣濫發、貶值乃至財政不支、加速滅亡的道路。
無論如何，北宋交子是一次偉大的貨幣實驗。它本身蘊含的準備金制度、換界制度、通脹預期、通脹治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結合等內涵，對今天仍有巨大啟示。
「白銀帝國」
明承元制，成立之初即行紙鈔。大明寶鈔如同金鈔、元鈔一樣，迅速走向衰落。同時，由於中西金銀的巨大利差，世界白銀湧入中國，浩浩蕩蕩的白銀大潮，將大明變為白銀帝國。大量湧入的白銀，給晚明社會帶來了巨大沖擊。社會各階層卷入市場、卷入商品經濟，人們不再拘泥於本末之說，逐利思潮蔓延。貨幣白銀化也推動了市場化、商業化和城市化，晚明社會進入了一個迅速變動時期。值得註意的是，明朝因為沒有管理銀錢的制度和能力，所以在白銀大潮中始終處於被動地位。以17世紀為例，歐洲爆發30年戰爭，大明則爆發了嚴重的銀荒。
清朝情況與明朝類似，只是流入境內的白銀變成了更加制式化的銀圓。清末「西學東漸」，也帶來了「西錢東漸」，洋務運動的先行者們引進西洋機器，鑄造銀錢，本土化的銀圓、銅圓誕生。宣統二年，橡皮股票風潮引發了全國性的金融危機，迫於財政壓力，清廷以湖南、湖北的商業稅、鹽稅以及粵漢、川漢鐵路部份權益作為擔保，向西方列強借款，導致保路運動爆發，進一步加深了清廷危機。
紙幣千年
今年是中國交子誕生1000周年，亦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誕生1000周年。中國交子，這一中華文明智慧的產物，對世界其他國家紙幣的產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回望中國貨幣史，無論是早期鑄造貨幣和西方打制貨幣的分野，還是中國銅錢對東亞乃至非洲的影響，抑或是創造性地產生紙幣，中國古代貨幣總以其連續性、穩定性、永續性、創新性、靈活性而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獨有風華。
值得一書的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堅守人民利益與金融安全、堅定金融創新。百年間，紅色貨幣在革命根據地孕育生根，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幣成為主權貨幣。近年來，人民幣的跨境支付、投融資、儲備等國際貨幣功能穩步增強，人民幣國際使用取得積極進展。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貨幣同中國經濟一樣，韌性十足、前途光明。
（作者：任雙偉，系中國錢幣學會會員，著作【貨幣裏的中國史】入選2018年度「中國好書」）
